66年，十年動亂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鵬城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擲的心態，拿青春與命運做一把豪賭。羊城一帶。“早上一醒來，就發現身邊幾個知青已經不見了”。
雖然當時知青們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對香港的概念也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但他們私底下常常偷偷收聽香港電臺。加上時不時有香港人回鄉探親，帶回“新奇”的物品和見聞。什麼威化餅、塑膠雨衣等，這一切，讓許多返城無門的知青們。從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線新的亮光。
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鵬城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嶺南、鄂、湘、贛、桂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員，甚至**幹部。有一份來自鵬城市的資料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羊城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80年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鵬城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旨在讓人民富起來的改革開放的序幕。
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逃了三十年風潮驟然停止。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最困擾著特區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悠然山水間全文閱讀！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
賀軍堯對這些非常的清楚，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老人是親身經歷者，而他可以查閱很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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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時候的事，笑了笑，“想當年三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隨之臉色又沉重下來，“回頭望著來時的路，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在黎明前的一絲曙光中看的人心裡發毛。”
老人語氣沉重的說道，“而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鵬城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我記得聽後來偷渡者說，70年代末，鵬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曾經有一個老人，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讓人唏噓不已，感慨萬千。“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貧窮與飢餓，造成的逃港潮。人們冒著九死一生的去賭一把明天。”
一時間房間裡靜的能聽見鐘錶的滴答聲。70年代，正是那些知青為主的逃港者，這些被髮配到窮鄉僻野的知青，由於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極度貧困，他們不堪忍受重體力勞動與離鄉背井的苦楚，便不顧一切地撲向香港，成功者畢竟是少數。相對於後世流行的“北漂”、“南漂”來說，偷渡香港的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然而就是這樣，也擋不住前赴後繼的逃港者。”老人接著道，“我們徒步到達鵬城，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能偷偷打聽如何偷渡啊！偷渡的下水時機，什麼時候下水，這些我們都一無所知，就在我們撓頭的時候，就找到了一線光明，我記得當時國內，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當時的寶安縣決心在這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著作的**。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