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疲倦，他選擇了逃避，但他的冷漠和猶豫卻讓整個案件透露出了第一抹黑暗，它的恐懼不來自於它的殘忍，而來自於對內心的拷問、對社會的拷問。
所以在整個案件的偵破過程中，沙摩塞都是站在自我反省位置上的，兇手的所作所為雖然是絕對不能贊同支援的，但兇手對社會的審判和救贖卻讓沙摩塞無法反駁。也正是因為如此，這使得沙摩塞更加痛恨這個社會和這座城市，同時也更加無力。
因為他希望能夠改變這個社會，但卻如此無力，最終還催生出了兇手這樣的殉道者來完成。一方面沙摩塞不希望兇手殺害無辜，他也竭力在阻止這一切；但另一方面沙摩塞內心深處又真心希望能夠改變這種社會現狀，這種矛盾的衝突讓他心中一片悲涼和錯雜，這也就讓他從拯救者成為了旁觀者，他也是和觀眾視角最接近的一個人。
米爾斯則不同，他是初出茅廬的警探，他充滿了慾望和幹勁——揚名立萬、一夜成名、功成名就，這些慾望讓他始終都處於積極的態度，但他卻沒有看到社會的本質和陰暗。他希望的不是依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去對抗整個社會，而是希望成為英雄，以救世主的身份橫空出世，實現自我價值。
米爾斯對正義存在的堅定不移是社會黑暗之中的一抹希望，他對正義的堅持、對愛情的忠貞、對生活的信念是整個故事裡的唯一一抹光亮。但這抹光亮卻註定無法拯救電影、更無法拯救社會，因為米爾斯的出發點不是社會，而是自我，他對名利的渴望本身就是社會黑暗的一部分，根本無法擺脫七宗罪的糾纏，這使得他不僅僅是拯救者，同時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而兇手則毫無疑問凝聚了整部電影的核心思想，他不僅僅是社會的反叛者，也是極端主義的殉道者，更是社會絕望色彩的縮影，同時還是社會救贖的行動者。
電影裡並沒有講述兇手的來龍去脈和背景故事，但是故事結尾的那段對話卻展示了兇手對社會冷漠的批判、對社會墮落的排斥和對社會陰暗的嘲諷，兇手感受到了這個社會已經開始腐朽，他對這樣的現狀感覺到不滿，所以他精心策劃了七宗罪的殉道，用他的方式警醒世人。
兇手並沒有隱藏自己在殺人時的快感和享受，但他卻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在替上帝懲戒那些罪惡，用鮮血淋淋的罪惡讓人們清晰地意識到七宗罪的可怕和骯髒，並希望能夠用這種方式重新為社會帶來光明。在兇手自己看來，他是拯救者；在受害者看來，他是加害者；在沙摩塞看來，他是殉道者也是受害者。
沙摩塞、米爾斯和兇手這三個人的立場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矛盾，這也成為了影片留給我們最大的思考課題。
沙摩塞和兇手都對社會的冷漠表示不滿，他們都是負面情緒代表，前者選擇了逃避，後者選擇了極端；沙摩塞和米爾斯都相信必須依靠正義戰勝邪惡，這是正面情緒的光輝，前者沉穩縝密，後者英勇朝氣；兇手和米爾斯都是七宗罪之一，是社會冷漠和殘酷的產物，慾望引領著他們走向了終點，只是前者是意識清醒的引導者，後者是渾渾噩噩的跟隨者。
另外，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裡還闡述了一個觀點，新媒介的出現對人們認知世界方式的改變，這也決定了社會越來越浮躁、越來越冷漠、越來越冷酷。
三位主角分別代表了接受不同媒介影響的三代人。沙摩塞是在印刷媒體環境裡成長的，他應該出生在二十年代左右，那個時代電視還沒有普及；而米爾斯顯然是看電視長大的一代；至於兇手則代表了印刷媒體興盛、電視媒體崛起的交接一代。這也可以看出三個人的個性差異。
印刷品是由字元和影象構成的，閱讀時需要大腦不斷地解碼、記憶、呼應、總結，是一個典型的思維過程，沙摩塞正是秉承了這種邏輯的、縝密的、深刻的思考方式，善於發現細節，並以線索進行邏輯推理，沉著謹慎地展開破案。
電視是光影和聲音的組合物，觀看電視時不需要動腦子，人們很容易就可以理解電視上的通俗語言和生動畫面，這也造就了米爾斯狂躁、衝動、易怒、油腔滑調、滿嘴髒話的個性，破案時也就是對著現場圖片翻來覆去，即使沙摩塞給了他相關書籍資料，他也毫無耐心。
兇手則秉承了這兩種優點，他沉著冷靜，但同時又不缺乏靈活應變；他構思精細，但同時又不缺乏恢弘大局觀；他保持了古典主義的經典和復古，但同時又吸收了新生代文化知識的先進和創新。於是，七宗罪的殉道方式就誕生了；於是，兇手就將沙摩塞和米爾斯玩弄於股掌之間。
正是這種隱約的矛盾和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