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將換來的鐚錢全部熔化為銅，按照市價就和兌出去的永樂錢差不多；但若是一比一和撰錢屋交換，那麼信長就吃大虧了，鑄造這種錢的人，將會套現到四倍於鑄錢成本的金子。考慮到去年大批鑄造的判金即將發行，這件事就更加不容忽視。
然而，在這件事上，我並沒有作任何的手腳，雖然信長的目光十分嚴厲，我的態度卻依舊是非常的坦然。
“這些錢並非是在日本鑄造的，日本還沒有大名可以作到這個程度……鑄造的地方，是在明國。”我回答信長說。
“是這樣麼？”林秀貞將信將疑，“既然也是在明國鑄造，為什麼會和正品永樂錢不同呢？”
“關於這件事，臣下倒是知道一些，”我向信長欠了欠身，“臣下家中，有一位明國商人……據他所言，正品的永樂錢，是由明廷的錢局鑄造的，然後透過勘合貿易流入到日本；但是十幾二十年前，因為細川、大內兩家相繼衰落，日本再沒有大名具備進行勘合貿易的資格，也就無法從明廷獲得永樂錢了，所以在明國的江南地方，就有一些商人和富紳私鑄這種永樂錢，和九州的商人進行私商貿易，換取大量的白銀等物。”
“明國的商人，可以鑄造出這等精緻的錢嗎？”信長若有所思。
“正是。”我點了點頭。
“原來是這麼回事……剛才是錯怪宣景殿下了，”林秀貞低頭向我致歉，神情也輕鬆了下來。然後，他轉過身去，向信長請示道：“主公，既然也是來自於大明，那麼這些永樂錢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宣景，你覺得呢？”信長問我。
“臣下同意秀貞殿下的意見。”我回答道。
從當前的情況來看，輸出白銀、輸入永樂錢，對於日本和大明來說是各取所需，我自然不會表示反對。
如今大明在東方的地位，就相當於後世的美國，大明鑄造的永樂錢，也就具有了國際貿易貨幣的地位，透過鄭和的西洋之行和後來的堪合貿易，在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廣為流通；即使不是明廷官辦錢局所鑄的錢，只因為同樣出自明國，也基本能夠通行無阻，正如後世國內那些出自小作坊的地攤貨，一旦貼上了“驢”、“達文西”等歐洲名牌，就照樣能夠賣出天價一般。
然而，對於我的表態，信長卻十分不滿意。
“你的意思是說，任由九州、西國的人用這些從明國廉價買來的錢，換走我撰錢屋的金銀麼？”信長用力合上了摺扇，“這樣是絕對不行的”
“或許……我們可以同樣進行私商貿易，甚至向大明提出重開勘合貿易的要求。”我想了想，出言對信長提議道。
這比我預計的提議時間要早一些，按照原本的計劃，我是準備等“風神級”的後續三艘商船完工後再提出堪合貿易的。那時，我不僅有現成的大船，而且跟著大友家熟悉了航線，能夠大致主導兩國之間的勘合貿易。而現在提出來，我還沒有做好準備，只能讓那些堺町的商人佔住大頭，畢竟他們就是由勘合貿易起家的。
可是，九州方面這樣走私永樂錢，對於撰錢屋的業務的確有很大的干擾。既然被我發現，那麼無論是作為撰錢屋的主導者之一，還是作為金座的主持者、或者是三貨兌換制度的主要創立者，我都不能聽任這件事繼續下去。
只要能夠重開堪合貿易，日本私商貿易自然就會大受打擊，甚至徹底失去生存的土壤。
而在明廷那邊，對私商貿易更加深惡痛絕，一般是把私商貿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組成部分，進行大力的取締和打擊。而且，為了得到日本方面的配合，明廷曾經兩度派人前來日本，尋求制止倭患、重開堪合貿易之事。一次是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夏，由鄭舜功從廣東經大小琉球至九州的豐後，派出從事官沈孟綱、胡福寧等去幕府交涉制止倭患問題，然而當時將軍早巳喪失控制全國的能力，鄭舜功不得已回國；不久，大友宗麟派僧清授隨鄭舜功至明，表示奉明國典，制止倭寇，要求給與堪合貿易資格，於是浙督胡宗憲又派蔣洲赴日交涉，可惜當蔣洲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北九州時，恰值大友宗麟與大內義長間爆發戰爭，他在北九州滯留了一段時間，最終無奈回國，並且奏報朝廷日本戰亂，各家互不統屬，無法重開勘合貿易。然後，明廷就放棄了聯絡日本方面的努力，轉而全面禁止日本船隻，不論是私貿船還是倭寇船都予以緝拿。
換而言之，只要信長嚮明廷遞交國書，並且稱臣納貢，重開堪合貿易就是十拿九穩的事。
只是，我有點懷疑，信長會不會願意嚮明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