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釋教東度的道佛先後之爭，正當其道。
自李唐開國以來，除了短暫的武周崇佛時代，就是一直奉行先老後儒再釋的基本國策，道教雖然有李唐自承的國統為基礎，但是它所面對的佛教，已經是一個經歷了無數次動盪和變革，已經徹底中土化，基礎很是雄厚的宗教集團。
長安城中最盛時，光國家承認的寺院有九十一所。其他蘭若（非官方登記在冊寺廟）、經坊、佛堂不計其數，所謂地“佛門八葉，六法長安”，遠非道觀的數量和規模可比。
因此長期這兩家相互影響又相互學習，又相互保持對立和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獲得朝野中重要政治勢力的支援。也不可避免成為相互較量的籌碼。
“他們想結大人之力，宏教門之法……”
這是長期混跡省臺上層邊緣。溫哲的說法。
“這不過一次試探而已。
薛景仙如是說，
“背後還有其他人……
地頭蛇崔光遠總結道。
按照他們的說法。
長安淪陷後。這些集中了大量供奉和財富地場所也首當其衝的受到叛軍地燒殺劫掠，無論是莊嚴寶剎，還是清淨幾為一空。龍武軍進城後，在安軍的駐地裡，光是沒即使溶掉地金銀佛像。就堆滿了好幾倉。
經過了這場戰亂，依然在宮廷中行走的供奉所剩無幾。能以國師號的，這時候整個大唐貌似已經沒幾號，無非出自佛道兩門，這時候紫陽先生李承光已經歸隱茅山了，他的弟子門人都還沒成大氣候，正在和南天師道的龍虎山爭奪南方地格局，北方的樓觀道等大派，還沒從戰爭中恢復過來。
佛門最大地禪宗已經分裂有年，北宗已經衰弱，南宗崛起的時間太短；密宗三大士的金剛智、善無畏已經去世了。就剩下一個已經歸隱的不空上人。
唐朝國師的權利，雖然不比北朝那樣大。可以象宰相一樣參與甚至把持朝政，但地位依舊顯赫尊崇，皇帝有大小事，還是要諮詢一二的。相比已經在中土生根發芽根深蒂固的其他七大顯宗，密宗三大士以後來者居上，獲得國師的頭銜，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而
現在長安城裡的各種大小文抄邸報繁盛一時，百花爭鳴熱鬧地很，其中論戰地重要的組成，就是道教、佛教甚至是儒教背景下地宗派之爭，延伸出來的各種論點和觀念之爭，自從有了文抄這個大眾傳播工具後，許多人都不約而同的發現了這個輿論平臺的好處，各種勢力紛紛粉墨登場，你唱罷來我登臺，饒是熱鬧非凡。
長安光復後，朝廷也勢必重新劃分這些宗教的勢力和影響範圍，因此都在不遺餘力的為自己的主張造勢和張目。最早從景教開始，刊登以介紹域外風情為名，實際上宣傳教義和歷史淵源，所謂的《耶聖人巡遊記》
其中大部分是直接或者間接控制在龍武軍和相關的利益背景下，對於刊載的內容也各有特色的選擇性。更別說長安的重建規劃，饒不開我這一塊。
眾多教義之爭逐漸變成充滿火藥味的各派論戰的情況下，朝廷出臺《大唐文抄詆聞發行制》就不可避免了。初步已經確定了諸如文抄為御使臺所監督，定性為民情輿論之先要，開辦需先向州以上地方官府申報，開辦人必須有產有業，有功名在身的三人以上為擔保等等。
作為掌握印刷行業的龍頭，這其中又不免設計到我家的態度。
而從另方面說，我家對宗教的態度，還真不好說。
傳統三教之中，要說我近道門嘛，我與被天師道背景的青城山合作和愉快，不但有大量子弟效力軍中，還合作經營了諸多的產業，可謂是關係密切。
但是另一方面對佛門來說，我不但熱心支援建設佛門重要工程樂山大佛，還以軍隊名義秘密資助南沼、吐蕃境內的傳教事業，還讓律宗大師鑑真在我的領地上建廟宏法，鼓勵在南海之地推行佛教大乘之法，又引進北禪宗的少林僧兵，也是淵源深厚。
至於儒家，我以恢復諸子百家為名，支援建立成都官學，創立諸多學說，扶持以官學諸位宗師為首的儒家新流派，鼓吹相容幷蓄，有教無類，也不能算與儒家無緣。
更別說域外宗教。作為唯一被唐朝官方許可傳道的外來宗教——景教，和我也有那麼點關係。
貓眼大秦人塞拉弗，現在依舊常在我門下行走，他已經是候補都法主，作為教授拉丁文和語言的代價，我出於某些惡意趣味，偶爾指點了他了一些後世教會傳道中，慣常用的手段和技巧，因此在成都發展的不錯，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