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者”。此外，希特勒還以蘇聯沒有在《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上簽字為理由，慫恿前線和德軍官兵自行處決戰俘。
不僅如此，在佔領蘇聯西部領土之後，希特勒還準備實施經濟上的“飢餓計劃”和徹底的種族主義政策，“飢餓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將烏克蘭和蘇聯其餘歐洲部分的領土上的農產品有計劃的運往德國本土，以解決德國的糧食困難，同時徹底開採佔領區內的工礦業資源，使之成為德國戰爭經濟的支撐，其最終目標是依靠佔領區供給全部的德軍部隊和戰爭經濟，佔領區居民本身的物資需要則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
在希特勒和希姆萊看來，餓死幾百萬俄國人並不是什麼大問題，至於佔領區的管理，希特勒也沒有打算讓國防軍介入，而是完全交給了希姆萊。
基於這個目的，隨同德軍進入蘇聯的，還有一小撮面色陰沉，領口綴有兩道閃電領章的亡命之徒——由第三帝國“中央保安總局”派出的黨衛隊別動隊，其中A、B、C三個別動隊分別配屬於北方、中央和南方集團軍群（D別動隊跟隨著第11集團軍），這些別動隊的主要成員是武裝黨衛軍士兵、秘密警察、刑警和秩序警察。這些別動隊專門在佔領區隊負責“政治委員命令”的執行，他們可以在“經過國防軍指揮官許可”的情況下自行處決蘇軍的政工人員。當然了，所謂的“許可”在很多時候只是一句空話。因為對戰俘進行“甄別”權力也是屬於別動隊的。而這個所謂的“甄別”，其實是無法從字面上來理解的。
除了“政治委員命令”以外，黨衛隊別動隊還負責執行“清理”猶太人之類的難以啟齒的特殊任務。這場戰爭的意識形態性質已經暴露無遺，此時在很多人看來，支撐希特勒的行為的已經不是理性的謀劃，而是狂熱的意識形態信條。
除了捕殺蘇軍政工人員和清剿敵後游擊隊外，
希特勒的極端種族主義政策和希姆萊指揮下的黨衛軍所表現出來的殘忍和冷酷不但在德國國內激起了強烈的反對，也遭到了德國國防軍官兵們的反感和厭惡。由於黨衛隊別動隊在搜捕槍殺蘇軍政委和戰俘一事上表現得過於“積極”，很多地區的蘇軍寧可戰至最後一人也絕不投降，結果給國防軍的行動造成了很大的阻礙。象莫斯科戰役中的蘇軍在華軍的進攻下一觸即潰，而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的蘇軍在面對德軍進攻時卻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頑強，反差為何會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就是拜黨衛隊別動隊所賜。
面對黨衛隊別動隊的暴行，龍德施泰特、曼施坦因、博克、魏克斯等國防軍高階將領忍無可忍，他們紛紛向“狼穴”拍發電報，指責黨衛隊別動隊的濫殺無辜干擾了國防軍的正常作戰。在國防軍將領們的壓力下，希特勒不得不悻悻地下令撤銷“政治委員命令”。不過，這並沒有降低黨衛隊別動隊的工作積極性，精力充沛的別動隊員們很快便在清剿蘇聯游擊隊方面找到了“平衡”，因為蘇軍游擊隊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除了捕殺蘇軍政工人員和清剿蘇軍游擊隊外，黨衛隊別動隊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他們的“本職工作”——“清理”猶太人上。由於在蘇聯遼闊的國土上，猶太人無法象歐洲其它地區的猶太人那樣能夠得到中國人的保護，而黨衛隊別動隊也嫌建立國內那樣的集中營過於麻煩，捉到猶太人後乾脆和對待蘇軍戰俘一樣的通通處決，在整個戰爭期間，大約有150萬俄國猶太人遭到捕殺。
希特勒的野蠻屠殺政策在還未喪失理性的德國人中間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反感，原本根基就不太穩固的第三帝國的內部裂隙越來越大，由於德軍在蘇聯戰場戰事的失利和隨之而來的巨大傷亡，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德國不可能有效佔領和統治蘇聯的廣袤領土，他們開始懷疑這場戰爭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很多有識之士擔憂德國再次在處於軍事上的頂峰的時候盛極而衰，渴望結束這場看不見盡頭的戰爭。
早在1943年，極度痛恨納粹政權的“地下宰相”戈德勒和德軍前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及哈塞爾等人就德國的“前途”進行了討論，他們一致認為，現在的態勢已經是德國透過戰爭手段可以獲得的最好結果，繼續進行戰爭只能陷入上一次大戰時的窘境。儘管有中國的幫助，德國有可能贏得最後的勝利，但勢必要付出慘重的代價。而且希特勒的極端種族主義政策不但使德國站在了國際道義的反面，而且註定不可能長久。戈德勒力主推翻納粹政權，成立一個新德國。
在眾多德國國內反對納粹政權的人士的努力下，很快，一個巨大的密謀集團建立了起來，他們當中包括德國各個階層的人士，當中也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