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兇回終得安處腹地，不足以儆兇頑”，於是請求“將回民結夥三人以上執持兇器毆人者，俱實發煙瘴充軍，並回民搶奪數在三人以下，持械逞強一項，其情罪正復相等，此等回犯為數不多，酌發四省煙瘴充軍，亦不在擁擠”，結果此議案“奏準通行”。
總之，在對待回民的問題上，朝廷上下充滿了惡意。正是在這種不公平的出事態度下，加上一些官員推波助瀾，致使陝甘地區的回漢矛盾越積越深，最後終致不可收拾之境。
這樣的事情不僅發生在陝甘地區，分散居住於全國各地的回民顯然也受此捆饒久已，放吳可感覺心中不舒服的同時也提醒了他，兩廣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第667章逼反
心中有了想法，吳可立即派人調查，結果讓他很不高興。
居住於兩廣地區的回民數量並不是很多卻也不在少數，十來萬數量卻是有的，陝甘回民遭遇到的情況差不多，散居於兩廣地區的回民也受到官府還有閩江雙重苛待，回漢以及回民與官府之間的關係極為緊張，至於沒鬧出什麼亂子來，主要還是因為回民數量太少的緣故。
雖然心中有些不爽，同時也很擔心陝甘的回民叛亂風潮波及到兩廣，讓他對居住在兩廣的回民有所防範，但是有些規定成俗的東西不是他想幹涉就能干涉得了的，回漢之間的矛盾不是說兩句好話便能消弭於無形的。
一些官員總是希望把歧視性的法規擴廣到更大的範圍，例如朝廷原本規定在回民結夥持械行竊案中，案犯不得存留養親，回民結夥鬥毆中一般人犯是可以申報存留養親的。道光六年（1826年）陝西巡撫在審理回民糜錫等共毆致人身死一案時，擬將從犯回民糜蟲受兒充軍，雖其親老丁單，不得存留養親，連刑都都覺得此舉過於嚴厲，“回民結夥共毆擬軍之犯，本不在不準留養之例，且回民結夥共毆擬軍之例；原系因該回民等獷悍成風，動輒爭毆，故罪較凡鬥加重，並非罪大情重，法無可逭之犯”，因而否決了陝撫的建議，應准予糜蟲受兒存留養親。
在實際生活中，官府偏袒漢民，欺壓回民的事屢見不鮮，一些漢族士大夫也頗有感慨，“向來地方官偏袒漢民，凡爭訟鬥毆，無論曲直，皆抑壓回民”，“官吏既袒漢民，又以回之易與也。輒任意出入其法，回眾殺漢者抵死，漢殺回者，令償斂銀二十四兩”，最後連紫禁城裡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該回民等久隸中華，同受國家覆育之恩，含毛賤士二百餘年，其間登仕版者，亦復不少，豈無天良？何至甘為叛逆？推原其故，始則由地方官辦理不善，遇有互鬥等事，未能持平辦妥，以致仇釁日深。”
嚴酷的法律再加上不公正的司法，回民的生活如雪加霜，認識到這一點也就不難解釋各地回民頻頻叛亂的原因了。
這樣的情況不僅在陝甘地區普遍存在，於兩廣的回族居民也是同樣如此，只不過兩廣地區的回民數量實在太少，根本就掀不起任何風浪，這才沒鬧出什麼亂子來，不然有吳可頭疼的時候。
儘管如此，吳可也不敢大意，吩咐地方官府嚴密監視當地回民，同時要求他們不要對回民太過苛刻，免得過猶不及引起亂子。
他不得不小心，這段時間大清境內回民實在太過活躍，陝甘回民叛亂引起的亂子甚至驚動了朝廷，雲南回民也不肯清閒，跟新任雲貴總督勞崇光打得熱火朝天不可開交。
兩廣眼下的局面十分穩定，經濟發展欣欣向榮，百姓生活水平正以看得見的速度提高，他可不想在這時候鬧出什麼內亂來。
於是，不知不覺中居住在兩廣的回民驚訝發現，他們生活的環境一下子和善起來，之前與他們爭鋒相對的漢民突然變得老實了，而可惡的官府在判案時，也沒做得像之前那般過分。
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了，還擔心了一陣子生怕這是漢人和官府的陰謀。不過時間一長他們就放下了這種擔心，慢慢適應周圍改善的生活環境，心中的怨氣尤在卻不似之前那般濃烈。
而且兩廣此時發展日新月異，經濟局勢更是蒸蒸日上，所有官民百姓都全身心投入賺錢大業之中，沒多少人有心情和精力擺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間接替官府消弭了不少可能的矛盾衝突。
隨著與左宗棠的頻繁書信往來，透過左宗棠的關係吳可知道更多陝甘回民叛亂的內情，越是如此他的心情也越發沉重。
陝甘回民叛亂，少不了當地團練武裝的‘貢獻’！
朝廷擺明了的歧視性政策，以及回漢兩族之間不公平的待遇，使得地方民團武裝面對回民時無比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