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階層必須要乾淨，什麼政治大家族，什麼派系，都要給掃進歷史垃圾桶。
只有這樣，將來才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食利階層，而且這個食利階層還是恐怖的特權階層。
何謂“食利者”呢？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食客者三千人”。這裡的“食客”即所謂的“食利者”，它是“指古代寄食於豪門貴族併為之服務的門客”，後又演變為今天的“飲食客店之顧客”，可以說它是最早的“食利者”。所謂“食利者”就是指依靠土地和錢財，特別是依靠放高利貸為主要來源的地主和放高利貸者。列寧稱他們“終日遊手好閒的人”，他們在政治經濟上享有種種特權，是社會的寄生蟲，社會的腐朽階層，曾在歷史上遭到人們的唾罵和譴責。
“食利階層”就是“食利者”群體的總稱。
這部分人，可不等於後世李安生他們熟知的中產階級。
“食利階層”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特殊階級，它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歷史產物。
對於“食利階層”的產生和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盟首領炎黃二帝和堯、舜、禹，他們以“家天下”為宗旨，與人們共同勞動，共同生產，過著理想的“大同社會”的生活。
可是，禹的兒子啟變“家天下”為“天下為家”，邊“禪讓制”為“世襲制”，並且蹲上帝王的寶座，開始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大食利者。後來又有商周時期的公、侯、伯、子、男，春秋時期的“說客”、“門客”、“食客”，都孕育著“食利階層”。其中，“食客”的出現標誌著“食利階層”的產生和萌芽。
始皇帝一統天下後，創立了一系列整套完備的封建官僚制度，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第一位皇帝和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後又有漢高祖劉邦大“封同姓王”、頒佈“推恩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食利階層”又前進了一步。建立在豪強地主基礎上的東漢政權又使其進一步發展，併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和“庶族”奠定了基礎。這是“食利階層”的發展階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食利階層”的典型發展時期。它不僅有三國時期的“九品中正制”，西晉時期的“八王之亂”，還有南北朝時期的“士庶之別”，尤其是後者，他們都是“食利階層”的典型。
所謂“士族”，有稱“世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典型的“食利階層”，也是最腐朽的社會階層，社會的寄生蟲。他們在經濟政治上享有種種特權，為所欲為，專橫跋扈，欺凌百姓，無惡不作。他們與勞動人民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因此，“食利階層”就像毒瘤一樣根植於中國人類社會。
從隋唐之後，這個食利階層才逐漸的開始出現改觀，隋煬帝開創科舉制；武則天在其基礎上增開武舉、創殿試、設“南選”，將士族納入統治階級內部，擴大了地主階級隊伍，鞏固了當朝統治；後經過唐末農民起義給士族以毀滅性的打擊，以至使它名存實亡；宋元明清時期進行了或多或少的修補，使其隱藏在人類社會中，一直延續到今天。
縱觀後世中國的許多官二代與富二代，無非就是這個食利階層的延伸，他們因為特權因為政治資源，在權力上，在經濟上逐漸的控制了社會命脈。
可以說，食利階層是中國能否真正實現民主的一大根源，最大的對手，敵人。
這個階層，與中產階級是對立的，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後世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一般為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暇，追求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物件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同時，他們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
這是李安生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標，在他看來，目前的民族資產階級都可以歸入到中產階級，他們對社會的促進作用是明顯的，比如像求新機器廠這樣的充滿奮鬥意味的民族工廠。
另外，李安生也看到了，在江浙滬等地區，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公司工廠高階職員、科研人員、技術專家、教師、醫師、律師、商人等在加入中產階級，另外一些高階藍領，比如有著超高技藝的技師與技工，他們也成為了高收入群體，加入到了拼搏奮鬥的行列。在東北，許多的農藝師以及農場投資者也成為了中產階級，甚至收入不菲，他們不等同於地主，而是新興的階層。
中產階級”隊伍逐步壯大，對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社會逐步演變為兩頭小、中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