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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原因就是文藝渲染。由於這兩個人的歷史形象本身就存在著差別，到了後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這種差別被放大了。比方說曹操講：寧我負人，毋人負人。八個字，還不是正史記載，到了《三國演義》裡就變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人。放大了，本來人家話是有物件的，寧肯我對不起他，不可他對不起我，是一對一的，加上一個天下人，變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詐和殘酷在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方面，諸葛亮的智慧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麼草船借箭啊，借東風啊，空城計啊，編出多少故事來，因為這一段實際上在史書的記載上是空白啊，那麼這樣一種做法，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它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話要講清楚，文學藝術作品要做什麼呢？塑造典型。典型有兩種，一種叫科學典型，一種叫藝術典型，科學典型選擇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呢？叫標本，標本一定是這個物種當中最普通的那一種，一定沒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標準，標準的本嘛，標本嘛，比方說你做個臭蟲標本，你一定要找個最一般的臭蟲那才叫標本，叫科學典型。藝術典型剛好相反，藝術典型一定要把一個人當中某一個性格他把它突出出來，比方說要描寫一個人非常吝嗇，就吝嗇到什麼呢？吝嗇到偷自己家裡的東西，他才成為藝術典型，文學藝術作品他塑造典型那麼這兩個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們身上某些特點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藝術價值。所以說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來講，文學家、藝術家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我們的觀眾一定要清楚地知道這是文學形象，不是歷史形象，這是兩個概念，這兩個形象可以並存，但我們要把他分清楚，否則就是一筆糊塗帳，然後你再來討論問題就沒辦法討論。這種文學藝術的渲染除了典型化的這種需要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別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這是這兩個人文學形象和藝術形象差別那麼大的第三個原因，政治需要。什麼政治需要？統治階級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種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諸葛亮。因為我前面講過了諸葛亮在蜀漢確實是八個字：位極人臣，大權獨攬。依照他的能力、地位、聲望完全可以做第二個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個公，稱個王，最後把那個雖然不弱智，但是肯定鬥不過他的劉禪趕下去，完全可以這樣做，但是他沒有這樣做，這叫做千載難逢的一個忠臣的楷模啊，上哪兒找這麼忠誠的人去？而且是一個亂世啊，你想，亂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誰都可以撈一把的，太難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書特書了。所以統治階級看中了這一點，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我們中國人啊或者說我們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有三個夢：第一個夢叫作明君夢，就是希望有個好皇帝，真命天子出來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就是第二個夢叫做清官夢，皇帝糊塗一點，我頭頂上的父母官是個清官，我日子也還好過，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了，他還有第三個夢俠客夢，這個時候我就希望有一個俠客出來，半夜三更取那貪官首級，為我們報仇雪恨，為我們平反冤案，如果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俠小說了，這就是中國人為什麼那麼喜歡武俠小說的原因。好了，三個夢：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這清官夢大家又選中了諸葛亮，因為諸葛亮確實廉潔奉公啊，而且執法公平啊，正因為他廉潔奉公、執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後，蜀國的老百姓都主動來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啊，寄託了我們人民群眾這樣一個社會理想啊，這是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第三個文人、士大夫需要一個代表。“士”這個階層非常特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是最低一等的貴族，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他們的特點是什麼呢？是基本上沒有不動產，有的是一身本事，有武藝的叫武士，有文才的叫文士，武士可以給別人做保鏢或者刺客，文士可以去給別人做謀臣或者秘書，所以士這個階層的特點他是一個要參與政治的，只有極個別，極個別真正不願意參與的那叫隱士，其他的文士也好，武士也好他都要參與現實的社會政治。但是士這個階層他還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他是獨立的，他沒有不動產，他是可以流動的，是所謂人才流動啊，他是可以流動的，因此他是什麼？他是毛，毛要附在一張皮上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一定要附在一張皮上，但是他又不肯附在一張皮上，因上附在一張皮上我就沒有自尊了，沒有尊嚴了，因此最好是什麼呢？最好是皮來找毛，跟毛說你來附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