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石達開的西南舊部對朝廷的威脅比曾氏要大的多，”看著徐壽奇怪的眼光，王財繼續道，“曾氏的兩湖湘軍多是書生帶兵，對於國家大義還是清楚的，同時由於曾氏的影響力，只要我們安撫好曾氏，那兩湖可保穩定無疑，但是西南卻不同了，石達開的手下貪圖富貴者太多，對於石達開歸降朝廷，他們私下也有一部分人頗為不滿，因此石達開在西南的影響力實際上弱化了很多，現在那些將領還聽命於他，無非是面子上拉不下來，真要是觸到了他們的實際利益，我估計石達開也壓不住他們，這些管不住的人，才是朝廷最大的威脅，是惡疾！”
王財的話讓徐壽更糊塗了，這皇上到底是要對付石達開，還是對付曾國藩呢。 猶豫了一下問道：“皇上，既然如此，那我們是不是要先解決惡疾？”
王財搖了搖頭：“看病的事情我不懂，但是我覺得惡疾有時候可以併發隱疾，解決西南很可能會讓曾氏認為下一個就是他們，正所謂兔死狐悲，但是我想先解決兩湖卻不一定會讓西南不安。 ”他頓了一下繼續道，“為什麼這麼說呢？簡單地說兩湖是一個腦子作主。 而西南是很多個腦子作主。 明白了嗎？或反或不反，只要曾國藩一句話，兩湖就有五成的可能性，而西南因為各自的利益關係，意見未必會達成一致，悖逆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 所以我認為先解決兩湖，再轉過頭。 將西南各個擊破。 ”說到這裡，王財突然話鋒一轉，微笑著問道，“我是不是很陰險？”
“皇上……”徐壽一時語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王財點了點頭道：“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只是我一直以來都認為國家必須統一，不僅僅是形勢上的統一，朝廷政令必須上下通達。 朝廷的政策必須毫無阻礙的貫徹，軍隊地調派必須由中央說了算，地方勢力必須削弱，這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前提，這一點曾國藩看得到，石達開也看得到。 現在帝國地重心是發展，這就必然要衝擊到地方豪強的利益，為什麼我們的經濟政策在東南行得通，到了中、西部就處處受制？並不是政策不對，而是朝廷管不了那些豪強，徐壽，無論哪一朝哪一代，任何皇帝都不會允許地方勢力的存在，郡縣制比分封制好在什麼地方？這一點你應該比我清楚。 ”
說完王財轉身朝跟在遠處的官員喊了一聲：“迴天京！”
回到天京的時，困守思州府的曾國荃已經和拒不放行地太平軍舊部衝突了幾次。 雙方都死了一些人。 若不是劉永福從中周旋，只怕事情要鬧的更大。 到最後劉永福也沒有辦法了，乾脆就把他那兩百多人駐紮在兩軍的中間，還放出話去，誰要動手，就得從他身上踩過去，這樣一來總算是稍稍穩定了雙方不安的情緒。 滿以為可以輕鬆解決的石鎮吉趕到思州府後才無奈的發現，這些從前的同袍居然對他的勸解嗤之以鼻，甚至打出翼王地旗號，也只是讓他們表面恭敬了幾天，爾後就乾脆避而不見了。
王財就沒有曾、石兩人的好脾氣了，回到天京後，他首先派人拿著詔書趕到思州府宣佈兩件事，第一，石部必須讓開道路，第二，湘軍必須交出打砸軍法處兇手，由曾國荃帶領赴天京，由朝廷公斷。 而讓人意外的是，這些太平軍舊部居然連詔書也不放在眼裡，非要把兇手交給他們解決。 這樣一來王財也火了，第二道詔書直接宣佈，旨到三天之內，如果仍然不撤除封鎖，朝廷即視為叛逆，同時王財還命令總參調集四川、廣西駐軍準備進入貴州平亂，此外嚴旨貴州警察部隊全省戒嚴，調拔貴州石部駐軍的糧餉、軍械一律停發。
這第二道詔書的威力遠遠超過了第一道，石部畢竟不敢與朝廷軍隊對抗，幾個將領左右權衡之後，最終奉旨撤圍，而曾國荃被也無可奈何的帶著幾十個闖了大禍地士兵匆匆趕往京師。 這次思州府兵亂看起來似乎是和平解決了，但實際後招不斷。 曾國荃之所以敢於放膽進京，就在於他認為皇上並沒有收回湘軍兵權，兩萬湘軍仍然是建制完整的回到了湖南，有這一支軍隊在，朝廷就不敢拿他怎麼樣，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兩萬湘軍固然是他的後盾，而他也成了束縛湘軍手腳的人質。
到了天京之後，王財親自接見了曾國荃，對於他在印度的勝利大加褒獎，但是也責怪他約束手下不力，“給朝廷造成了多大的背動”，可不管怎麼說，功過相抵，畢竟功要大一些，總參最後給曾國荃升了中將，加封平夷伯。
不久，總參軍法處上報朝廷，認為從對幾個湘軍官兵的審訊結果來看，湘軍各級軍官對於朝廷的軍法條例完全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