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真正到手的錢，還沒有那麼多呢這還不必提再進行二次換算，成了勞民傷財的折騰人的把戲了”
閻敬銘知道他不懂，只好給他解釋幾句，“皇上，這是不同的。”在戶部任上數年，入職軍機處以後，也是管部的大臣，後來又向身在北京的外國教習，通曉經濟之法的人請教多時，閻敬銘在這方面，真可稱是大清第一人了。特別是在咸豐七年之後，朝廷新開天津等三地口岸，和往來中華的外國人經營商貿之事，使得各省——特別是沿海各省的經濟狀況進入到飛速的增長期，但同時也帶來一個問題。即各省分別請旨，開爐鼓鑄的銀圓、銅圓為數甚多，但出現了兩處弊端：第一是鼓鑄的數量很多，卻品質不一，解送到部的官寶銀子，總要折色；第二就是各省雖然能夠使上繳國庫的稅銀大量激增，但卻引致銀價大漲，到咸豐九年的時候，市面上一兩本來應該兌換一千文銅錢的銀子，增值到要一千六七百文銅錢才能換得。
這樣的情況，於富豪之家還沒有什麼，卻苦了小民百姓，更不必提江南數省之中，與洋人交往日漸增加，折磅的虧累相當嚴重，以致輾轉虧折，公私交困。這還不算，包括英國政府在內的西洋各國，紛紛提出要求，要中國政府施以行政手段，劃一幣制。而在這之後不久，任職新開三口通商衙門辦事大臣的李鴻章給朝廷上了一份奏摺，內中說，“……天津貿易日盛，市面銀錢日緊，銀號因之居奇，錢商轉以射利，遇有大宗款項，以銀易錢則錢貴；以錢易銀則銀貴，輾轉虧折，公私交困。現在各省鼓鑄銀圓，誠恐錢商有意挑剔，未能暢行。若不設法變通，實不足以通商、惠工、便民。據天津銀錢所總局道員李竟成、孫寶奇會同微臣等共同稟稱，以該局每年進出銀錢甚巨，擬籌五萬兩為成本，設立通惠官銀錢號，將來天津機器局所鑄銀圓銅錢，隨時向該號兌換往來，以利寰法而資週轉。”
“……臣查西洋等國，皆有國家銀行主持錢法，商賈無從把持，立法未為不善，中國尚未創立銀行，亦應隨時隨地斟酌調劑，臣等所請設立官銀錢號，俾銀圓可以通行，而市價亦有準則，於公款商務目前既多裨益，如果試行有效，將來即可為開設銀行張本。”
這份摺子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視，幣制改革，到了這咸豐十二年，也似乎到了把它拿到案頭上的時候了，不過他可不準備讓李鴻章承擔其事——他的貪名在外，若是把這樣的責任給了他，不提他辦的好不好，日後查出有貪墨之行，自己管是不管？因此靈機一動，把他打發到安慶任職知府，先遠遠的離開這裡再說吧
但他提議的錢法改革，乃至成立銀行的主張，卻是皇帝心頭所繫，這一次軍機處叫起的時候，把它拿了出來，“朕想，這件事為英國等列洋之國逼迫不休，朝廷中也有人能夠見識及此，想來也是該辦之務，不過也不必急在一時。我大清從來沒有過什麼銀行，官銀號雖然也有，但只是京中四大祥等處，京外嘛，大多數是以民間資本成立起來的，”
他說了幾句，苦笑著搖搖頭，“若是說旁的，朕還能指點一二，這經濟之法，實在非所長也。閻敬銘，日後你要多多費些心力了。”
“錢法關係我大清市民百業，臣敢不小心料理？”他說，“只是，臣才短智絀，恐有辜負聖望處，請皇上恕罪。”
“這件事在我中華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朝廷上下都要秉持一顆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心，不懂的地方，就把它拿出來，你我君臣共議；若實在不行的話，也是可以請教西洋方家之士嘛”皇帝用手一指奕，“老六，你不要閒著，此事程序，你也從旁過問一下，最起碼，也可以增長見聞，為日後辦差打下基礎。”
說過了這件事，皇帝又說道，“朕上一年東巡迴京途中，有上諭頒行四海，今後這萬壽節慶之事，以五年為一小慶，十年為一大慶之期。其餘年份，皆不宜鋪張揚厲，踵事增華。怎麼……又會有人上摺子，說應該普天同慶的話呢？”
許乃釗立刻奏陳，“皇上這話，請恕臣不敢苟同。各省督撫上摺子，也是應百姓所請，皇上不顧萬千之重，北上領軍，楊威域外，天朝百姓無不感念聖德。均以為我皇上神武英明，宜乎上大帝徽號。為皇上堅峻之後，臣下未敢再三諫請，但萬壽之節，不宜緩從，也好向天下萬邦，昭示我天朝蒸蒸日上之景。”
“你這樣說話，朕可不同意。數載而下，國事誠然有蒸蒸日上之情，但若是以此為休止，你我君臣安享容華，只怕用不到三年五載，又會隨波逐流，回覆舊觀了。”
他的話說的很隱晦，什麼叫回復舊觀？回覆成何等舊觀？雖然並未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