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做的事，就是聖人之道！自己心裡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經由格物去求。這比陸象山的學說更進了一步，而與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遠了。
但是，曾國藩不喜歡王陽明“致良知”的學說，另有緣故。王陽明的“致良知”的由來，近乎佛家的“頓悟”；他的《傳習錄》中，有“所機鋒”的禪味。而曾國藩所討厭的就是這一點禪味；因為在儒家看，那是異端！
“二公莫流於門戶之見！”看兩個人的爭論有流於意氣的跡象，沈淮趕忙勸阻：“照我看，二公的異處甚微，同處極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與之心，但求有利於民，不計個人榮辱安危，皆不愧為醇儒；第三，著書立說，力倡正學，皆不愧為大儒。”
曾國藩和孫瑞珍同時拱手一笑：“不敢，不敢。東川兄過獎了。”
爭論了一番，兩個人都暫時失去了說話的興趣，座艙中靜悄悄的，只有河上刮過的風聲呼呼過耳，偶然有波濤拍打著船身，有節奏的聲響讓人昏昏欲睡。
“滌生兄，東川兄，此次辦差，非比尋常……，”孫瑞珍又挑起了話題：“……我大清小民於江寧換約之事始終耿耿於懷，未有片刻或忘，此次若是英夷於行禮一節始終不肯低頭的話，民怨沸騰還是小事，傷了皇上識人之明，老夫就萬死不能嘗其辜了。”
“英公之言大是。”沈淮用力點點頭，大聲附和到：“若是英使終究不肯於皇上之前低頭的話，即使皇上有意允准其進京，我等身為臣子的，也當犯言直諫，一力抗阻。”
“嗯，東川兄所言不愧為謀國之議。老夫當忝為驥尾，與東川兄聯名上奏。”孫瑞珍捻著短髯一笑，眼神從沈淮臉上轉到曾國藩：“滌生兄以為如何？”
對方問到自己，曾國藩不能不說話了，放下手中的茶杯，他想了一會兒，慢吞吞的開口說到：“英公與東川兄所言自然是我等身為臣子的本分。只是有一節，國藩心中狐疑，還請英公指教。”
“不敢，不敢當。”孫瑞珍趕忙擺擺手：“指教二字萬萬休提，只是滌生兄若是有疑問，不妨提出來，我等共商便是。”
曾國藩也不客氣，徑直問到：“英公，東川兄可知，皇上此次派我等赴江寧辦差，本意為何？若是隻為與夷人講明道理，使其頓悟前執之不可行，張帆南返，只需一紙上諭，將此事交由兩江總督陸大人和夷人曉諭明白，也就是了。何必我等？”
沈淮和孫瑞珍同時一皺眉：“那，以曾兄之見呢？”
曾國藩苦笑著搖搖頭：“此事我也糾結於心，始終不曾通曉聖心為何。所以才拿出來與兩位大人相商。”
孫瑞珍心中鄙視：他雖然不知道那一天皇帝又把曾國藩召回殿中所為何事，也不知道他手中有一份皇帝臨時寫就的上諭，但是論及皇帝的心思，他自問也未必就猜不到。同樣的，這一次同行的三個人怕也都是心中瞭然，不過這件事也是彼此心照，嘴上不能說出來而已。
這會兒聽曾國藩提及，孫瑞珍倒不能不表示態度了：“以老夫看來，皇上聖心為懷，於英夷有還遠之意。我等當上體天心，將此一節與英夷解說明白。並以前情為例，總要迫使英夷於我皇上面前行君臣大禮的為是。”
孫瑞珍有了這樣的表態，曾國藩心中滿意，學著他剛才的樣子捻髯一笑：“英公之言大是，國藩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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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於道光二十二年和英國人簽訂的《江寧條約》中關於英人在華有著很明確的規定：‘……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駐該五處城邑……。’
條約中寫得清楚，但是實際上，來自中華上國的小民百姓對這些紅頭髮，綠眼珠的夷人從來都是不肯以禮相待的。便以入城為例：上海和寧波還好一點，英國人很快就實現了目的；廈門不過是一個方圓一里的炮臺，英人主動放棄；至於福州，道光25年的時候實現了外交官入城，英國民人是在道光三十年年初的時候才入的城。最讓英國人懊惱和無奈的就是廣州，因為入城一事幾乎再一次引發雙方激戰，最後沒有辦法，只得擱置了此事。
其實，即使是入了城，英人在中國的生活也未必如想象中的那麼自由和順暢，只是中國人那些或者好奇，或者敵視的眼神，就讓生活在城中的‘所屬家眷’如芒刺在背，時時刻刻都得注意身後有沒有來自中國人的動作。一些領事，管事家的太太小姐，更加是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