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從1933年起，蘇聯官方又採用了新的糧食統計手段，不用實際收到穀倉裡的數字，而用“生物學產量”，極端誇大農田的產量，這樣做的目的，是以這種“生物學產量”來作為定量，強迫集體農莊多交糧食。可這除了讓30、40年代的蘇聯農業產量在資料上超出了任何外國專家的想象之外，對實際的農業生產沒有任何好處。
而因為對烏克蘭的幾項懲罰xìng措施的實施，幾個月後，到1933年chūn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開始出現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雖然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xìng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可從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卻同樣也沒有停止。當年chūn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可蘇聯zhèngfǔ卻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
“可這些事情都應該是被嚴密封鎖的。即便是在蘇聯內部，像我這樣的人，也不太清楚具體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國人是怎麼知道的？”想著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聽途說，又或是透過其他途徑，也或者是透過自己總結得出的一些資訊，崔可夫看向秦衛的眼神開始帶上了殺機——這個中國人太危險，應該消滅！
可秦衛卻對此彷彿沒有感覺，他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了一份報紙鋪開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後開始唸唸有詞：
“‘十月革命’後，布林什維克黨立即實行經濟上的‘軍事’，對糧食則實行壟斷制、徵收制。其實這種‘軍事’，實際上與‘軍事’並無必然聯絡。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稱：‘糧食壟斷、麵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所以，‘軍事’，在列寧看來，是一種基國策，並不僅僅是戰時的權宜之計……”
“……為了對糧食實行完全徹底的壟斷，國家派出大批徵糧隊到農村，農民賴以為生的口糧都往往被奪走。這種‘軍事’引發了劇烈的社會矛盾，蘇聯各地農村都爆發了農民起義。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動。這使列寧感到蘇維埃政權面臨‘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為穩定局勢，為度過危機，於是有所謂‘新經濟政策’出臺。‘新經濟政策’決定以糧食稅取代糧食徵收制，允許農產品zìyóu買賣。在工業方面，也一定程度地鬆綁……‘新經濟政策’使危機暫時緩和。然而，‘新經濟政策’才是在嚴重危機逼迫下的不得已之舉。列寧不喜歡它，其繼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當危機似乎度過，當局勢已經穩定，當對付反抗的措施已佈置得更周密，當專政的鎖鏈已鍛造得更堅固，當人們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衝動，‘新經濟政策’就該廢除了。而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始，斯大林們就想著早rì廢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終於公開宣佈：‘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於是，重新實行的，還不是此前作為‘列寧模式’的‘軍事’，而是比‘列寧模式’更嚴酷、更無視人民生存權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烏克蘭地區的農民，幾乎都成了富農，成了‘階級敵人’。繼而宣佈沒收該地區的所有糧食和生產資料。每一粒糧食，包括種子，都收歸公有。所有傢俱，所有牲畜，都被奪走。無數支搜糧隊在烏克蘭地區橫衝直撞。他們闖進每一戶人家，牆角、床底、屋頂，所有可能藏匿幾粒糧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捲心菜，所有能吃的東西都搶走。於是，飢餓很快來臨。餓得要死的烏克蘭人試圖逃往外地，但決無可能。烏克蘭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鎖。一些餓得發瘋的孩子不顧一切地想衝出去，於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將他們打死……”
“……搜糧隊走了。搜屍隊來。或許，是搜糧隊直接變成了搜屍隊。他們之所以是‘搜屍’而不是‘收屍’，是因為每處置一具屍體，可得到200克麵包。而這在當時的蘇聯是很大的誘惑。於是他們便十分積極地‘搜尋’屍體。他們把那些皮包骨的屍體，像垃圾般地扔進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當他們搜屍時，那些還有一口氣的人，那些餓得鼓脹的肚皮還在起伏著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樣扔進了坑中。畢竟，搜屍隊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麵包。有時候。那還活著並且還有最後一絲氣力的人哀求搜屍隊：‘我還沒有死！我想活！’搜屍隊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們明天再來！’……我曾見過一位倖存者，她哽咽著描述她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