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汝霖大驚，連忙招呼胡適等人坐下，讓幾個學生們出去望風后，便急切的問道：“邵教授，到底是什麼個情況？”
見曹汝霖開口就問，胡適便擔心的問道：“潤田前輩，這裡說話安全嗎？”
“胡校長，張隊長他們已經檢查過了，這裡說話很安全。”邵教授見胡適擔心保密問題，連忙保證道。
“看來我真是老糊塗了，竟然把這麼重要的事件給忘了。”曹汝霖意識到自己魯莽了，便尷尬的說道。
負責具體工作的邵教授讓同學們給曹汝霖、胡適、榮得生等人沏茶之後，便對文化委員會主任說道：“小王，先從你們文化委員會開始彙報吧。”
王傑成是東海聯大學生自治會副主席，也是大學島上重點培養的精英之一。他的文化委員會高到一千三百多人，這次隨團訪問的也有六十多人。根據琉日友好協會的行動計劃，代表團訪問結束之後，他們委員會全體人員將會留在日本，並進入日本各所大學留學。
見邵教授第一個便點自己的名，王傑成立即站了起來，給曹汝霖等人彎腰行禮後，介紹的說道：“各位前輩，經過我們一天的調研，發現戰敗投降對普通的日本人來說，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痛苦。
先，日本天皇的《終戰詔書》，並未向普通人傳遞關於“戰敗”的明確資訊。在那篇以非日常的日語文言草就的御詔中，從未出現諸如“投降”或“戰敗”的措辭。只是簡單地評述“日本戰局並未好轉，而且世界大勢也於我們不利”，吩咐國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
胡適重重的點了下頭，說道：“那日本人是怎麼看待戰敗投降的呢？或者說他們現在是什麼心態？”
王傑成翻出一份檔案，繼續介紹道：“普通的日本人聽不懂文言文，他們懵懂中只知道“終戰”就是戰爭結束了。就像是某種恍惚、麻木感，類似經過長期極度疲憊後的虛脫狀態，用醫學臨床的術語來形容，應該是集體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
另外有一點很重要，日本天皇宣佈《終戰詔書》後，選擇“玉碎”的人比我們預想的要少得多。根據初步掌握的資料來看，大約只有四百多人，而且絕大部分是軍官。這一數量僅相當於德國投降時納粹軍官自殺的數目，而後者卻沒有能與日本自殺殉國相“媲美”的瘋狂信仰。”
文化委員會副主任蔣飛雲，隨即補充道：“日本人並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固執、偏執，不僅不偏執，簡直可以說是非常靈活。現在市面上的第一暢銷日美會話手冊》，創意者是一個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而創意竟產生於聽《終戰詔書》放送的時候。”
蔣飛雲一邊從公文包裡拿出下午剛買的《日美會話手冊》分發給眾人，一邊介紹道：“據說，日本天皇終戰詔書》時，他正在一次商務旅行的途中。來不及擦乾眼中的淚水，就登上了返回東京的列車，同時開始盤算如何在劇變的新形勢下發財致富。
當火車駛進東京站時，他突然間便抓住靈感，有如神助，正可謂“化悲痛為智慧”。一個月後，他這本只有32頁的會話手冊問世，首印30萬冊很快告罄。”
蔣飛雲話音剛落，王傑成繼續說道：“日本剛剛宣佈投降，內務省便向全國警察管區發了一封密電，指示為佔領軍特設專用慰安設施，以防外國士兵玷汙良家婦女。大藏省一個叫池田勇人的官員，更是在安排政府預算時說：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C不算貴！
而七個**業團體則宣佈，應徵者有著“保衛一億日本人血統之純潔以護持國體的偉大精神”。這些為國“獻身”者現在被稱作為潘潘。”
想遏制日本，首先必須瞭解日本。只有徹底研究透了日本人在想什麼，準備幹什麼，才能對症下藥的開展遏制行動。
文化委員會一天的調查也許不全面，但從中可以分析到出日本人的心態。今天的調查結果讓曹汝霖、胡適、榮得生、胡國樑等人怎麼都高興不起來，因為他們發現戰敗投降對普通的日本人來說，並未留下267554165150多大的創傷，至少說感情上沒有留下。
既然沒有留下心靈的創傷，也就沒有留下所謂的陰影。他們似乎根本不需要一個舔傷口，走出戰爭陰影的過程，就可以輕裝上陣從頭再來。
想到在天津看到日軍投降時，日本軍官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後，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日本國旗，神色從容的換上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旗。看不到他們翹起的嘴角、鬼臉、不滿的抱怨，或是一絲一毫的揚言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