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盤和利益。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成為關鍵。
為此，王導殫精竭慮。他甚至學會了說吳語，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樣堅持只說洛陽話。他又發明僑寄法，在南方士族勢力較弱的地區設立僑州、僑郡、僑縣，相當於北方豪門在江東的特區和領地。這就兼顧了雙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爭取到了南方士族領袖的支援。
比如顧榮。
顧榮出身吳郡四大家族，祖父顧雍是孫權的丞相。由於王導的努力，顧榮率先向司馬睿表示擁戴和支援，而且兩人有過一次意味深長的對話。
司馬睿說：寄居在別人的國土上，很是慚愧。
顧榮則跪下來回答說：王者以天下為家，請陛下不必對遷都一事過於在意。
這其實就是一種默契了。司馬睿代表新政權和北方僑居士族承認江東的真正主人是當地土著，顧榮則代表江東土著士族承認司馬政權是華夏正宗，並與之合作。從此南北一團和氣，東晉和南朝的基業也由此奠定。
王導成功了。
顯然，沒有王導，就沒有東晉。
對此，司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請王導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賀。王導只好謙恭地推辭說：如果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將如何瞻仰？
司馬睿這才作罷。
不過，王導沒有與東晉皇帝並尊，晉帝也無法與王家爭權。東晉初年，行政權在王導手裡，軍事權則由王導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導內執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實際權力絕不在皇室之下，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東晉究竟是誰家的，豈非一目瞭然？
實際上，君臣共治是東晉一朝的特色，只不過這個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參與政治的權臣也不僅王導一家。準確地說，東晉政治是高階士族輪流坐莊，權威和影響最大的則是四大家族（以執掌朝政先後為序）： 王氏：王導；
庾氏：庾亮；
桓氏：桓溫；
謝氏：謝安。
舊時王謝堂前燕，即此之謂。
的確，對東晉政權貢獻最大的，就是王導和謝安。王導開創了基業，謝安則保衛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堅大舉出兵，以壓倒優勢進攻東晉。執政的謝安以弟弟謝石為統帥，侄子謝玄為先鋒，禦敵於國門之外，並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一舉擊敗了苻堅的進攻。 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戰。
淝水之戰意義非凡。當時，北方淪入胡族之手，南方也並未徹底漢化。漢民族和漢文化以江東為壁壘，可謂命懸一線。因此，謝安、謝石和謝玄的勝利，便不但挽救了東晉王朝，也挽救了華夏文明。
君臣共治，豈非很好？
可惜，東晉政治雖有“虛君共和”的意味，卻沒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晉元帝和他的後代不甘心大權旁落，權臣中也不乏陰謀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溫就企圖篡位，桓溫的小兒子桓玄則終於稱帝。畢竟，魏晉兩朝皆因“禪讓”立國，司馬家族也沒法不讓人模仿他們的祖宗。
因此東晉政治之亂並不亞於西晉，只不過西晉是皇室與皇室鬥，東晉是皇室與權臣爭。權臣士族之間（如王導和庾亮、桓溫和殷浩），北方士族與南方士族、高階士族與低階士族、世家大族與寒門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結果是什麼呢？
動亂頻繁。淝水之戰前，有王敦之亂、蘇峻之亂，以及桓溫未遂的篡點陣圖謀。淝水之戰後，則有孫恩之亂、桓玄之亂、盧循之亂。蘇峻之亂時，建康宮闕被焚燬；桓玄之亂時，國號被改為楚。至於內戰，當然更在所難免。
東晉並不安寧。
最後的結果，是政權落入庶族出身的劉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漢、晉代魏的程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晉恭帝司馬德文讓位於宋王劉裕。東晉終於在內亂中滅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劉裕的新王朝國號宋，史稱“劉宋”，以區別於後來既有北又有南的“趙宋”。劉裕自己，則為南朝宋武帝。他稱帝十九年後，北魏滅亡北涼，魏晉十六國時代終，南北朝時代始（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線崩潰 從曹魏代東漢，到北魏滅北涼，歷史上的“魏晉十六國”共計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後、曹丕稱帝前的東漢之末，剛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簡單的詞語來描述這兩個半世紀，那就只有一個字—— 亂。
亂的同時，是腐敗。
腐敗幾乎是兩晉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晉武帝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