夠嚴格執行呂后的遺囑，肯定就安全無虞。但她沒料到自己這兩個侄子實在是一對草包，爛泥巴扶不上牆，終於害得整個呂氏家族通通完蛋。
話說呂后一死，呂家的人沒有了主心骨，頓時惶惶不安，史書上寫他們乾脆聚集在一起，密謀廢掉少帝劉恆，立呂產為皇帝。這個說法未必可靠，因為從後來的種種情況來看，在政治上，呂祿、呂產兄弟是一對完美無暇的活寶兼窩囊廢，膽小怕事，但是人品的確不錯，根本沒有自立為帝的膽量和野心。也許史書上記載的他們那些罪狀，都是後世史官們為了詆譭呂氏，而故意構陷的，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很多研究漢史的學者都曾指出西漢初年的歷史曾經被史官刻意修改過，說明中國人竄改歷史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
由此我們要對歷史進行一番慨嘆，中國的政治展示出這麼一種現象：名分和個人積威的巨大功能。
呂后作為一個老婦，在當時竟然有穩定局勢的巨大作用，就是仗著她的名分和個人的積威。
起初她執政的時候，也沒有多大勢力，衛尉酈商一句話就足以打破她的政變計劃。但是靠著她皇太后的身份，名正言順地廢除了酈商對宮內屯兵的領導權。在後來惠帝朝以及她親自稱制的十幾年中，她把自己的威望進一步積累，逐步達到了可以左右廢立的地步，而且從法令形式上正式規定了呂氏家族在大漢王朝的權力，這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條令中可以看出。她棄置劉邦的盟誓而不顧，賦予自己的親侄子以諸侯王的稱號，可謂肆無忌憚。但是等她一蹬腿，形勢轉瞬失控，昨天還威風八面的呂氏家族立刻就落到了惶恐不安、人人喊打的地步，這不能不讓人慨嘆人類思維自我束縛的可怕。因為，呂后的威權，基本上是建立在名分基礎上的，在傳統法家治下的帝國，這種名分也就差不多相當於韓非子所說的“勢”。
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強調治國，要做到“法”、“術”、“勢”三者的結合。“法”是傳統的法律，“術”就是選能授官以及考核的方法，也就是統治技術，“勢”則指君主的地位和名分。而最後一點尤其重要，因為無論是法還是術，如果沒有名分地位就無法施行。在法家的另一部著作《慎子》裡有一個故事形象地闡述了“勢”的概念。他說，假設有一隻兔子在街上跑，肯定會有一百個人去追趕它，意圖據為己有，因為這隻兔子名分未定。但是市場上全是兔子，來來往往的人群卻沒有對之關注的，在於這些兔子都有主人，名分已定。君主的位置也是這樣，他處在君主這個位置，別人就不敢不聽他的，所謂“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就是這個道理。呂后既然死了，呂氏家族其他的人不可能再擁有呂后這樣的“勢”，土崩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現在我們可以繼續把目光轉到可憐的呂氏家族身上。
雖然呂氏家族的人根本沒有篡位的野心，但是他們為形勢所迫，惶恐不安地想採取點措施，以對付周勃那幫功臣們，這種可能性倒的確是存在的。以他們當時手握南北軍的實力，這點自衛能力也完全能夠辦到，但偏偏歷史在這時又出現雷同的意外：訊息又走漏了。
這次走漏訊息的再也不是以往雷同的門客舍人，而是一個女人，也就是呂祿的女兒，史書上沒有留下她的名姓，否則她很可能會被後世人的唾沫淹死，因為她把父母宗族都害得死無葬身之地。
這裡順便講講春秋時候一個相似的故事以作參照。
據《左傳》記載，鄭國有一個叫雍姬的人，嫁給了鄭國大臣雍糾。雍姬的父親祭仲是個權臣，非常專橫跋扈，把鄭國國王鄭厲公完全當成了擺設，鄭厲公對祭仲恨得要命，可又無可奈何。而雍糾則頗得鄭厲公信任，於是君臣兩個決定密謀發動政變，幹掉祭仲。他們的密謀被雍姬知道了。雍姬很矛盾：一邊是心愛的老公，一邊是慈祥的父親，怎麼取捨呢？於是她就去向母親請教：“老媽，您說老公和老爸哪個更重要啊？”其實拿這個來問母親，完全多此一舉，怎麼可能得到“老公重要”的回答？果然，她母親說：“你傻啊，三條腿的蛤蟆難找，兩條腿的男人卻有的是，隨便找一個都可以當老公，但是老爸只有一個，兩者怎麼可以相比？”雍姬恍然大悟，馬上把老公的密謀告訴了母親。那結果自然是老公被老爸殺掉了。鄭厲公聽見了這件事，只好出逃，臨行前氣得大罵道：“雍糾那個傻逼，竟然跟女人商量這麼重要的事，真他媽的死得一點都不冤。”
如果呂祿的女兒和雍姬一樣把老爸看得比老公重要，那麼歷史就不是這個樣子。但是她大概是個愛情至上主義者，馬上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