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從中原王朝政治模式的影響和管理，同時中原王朝也可以保護他們的領土完整，這是中土人驕傲文化心理的表現形式：中土人認為自己擁有最高的權利。是真正的文明，唯一的世界中心！
宗藩體制下、中原王朝的統治階層和知識階層的腦海中，天朝的物產豐足、無所不有，天朝以外都是“化外之地”，與內藩外藩的所謂貿易往來往往都是中原王朝的虧本買賣。換句話說。外藩進貢的物品值一兩銀子，天朝上國回送的物品絕對要值幾兩甚至十幾兩，非如此不能顯示天朝的富足和無所不有。說得好聽一點那叫“散財童子”大把的撒錢給周圍的叫花子，說得“通俗”點的話那活脫脫的就是一個為了虛名而甘願割肉挨宰的冤大頭了。
中原王朝古代的地緣決定了這一制度的出現，在大航海時代沒有到來的時候，沿海地帶是天然的大後方，因為沒有哪個敵手有能力從海上發動進攻，不需要在海岸線防禦上花費精力；西南自西藏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後，世界屋脊和喜馬拉雅山脈也就成了不可跨越的天塹，作用遠遠超過百萬雄兵；北方的邊疆雖然不怎麼太平。但是有長城保護，又或是對手基本都是劫一票就走、玩票性質的遊牧民族，從中原王朝的角度來看：放眼西北，茫茫大漠一無所有；望眼東南，濤濤海水望不到邊；眼瞅著西南盡是未開化的原始森林；東北那冰天雪地的也不是什麼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在當時的背景下，中原王朝的地緣實在是不錯，望眼四周，還是自己的中原最好，知足常樂是中原農耕民族的傳統美德，既然自己的條件比周圍都好。自然不會去惦記別人的土地。這和自身條件貧瘠，危機感強烈，成天惦記著怎麼走出這片貧瘠土地的東瀛民族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知足常樂”思想支配下，對藩屬國的內政。中央政府不願意也不屑於去作干預，但有一個可能性是例外的，就是周圍的藩屬們鬧得實在不像話，實在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到讓朝廷在面子上覺得掛不住的時候，天朝上國為了面子問題才會端起一副家長的架子、高高在上的以老爹教育淘氣的孩子的口吻下斥責書。如果在這個時候鬧事的藩屬服軟認錯、滿足一下上國的面子以及虛榮心，事情絕對還有迴旋的餘地。比如隨瑭之交的高句麗國主高元，在把上國挑釁到爆發的臨界點之際立刻上表服軟，自稱自己為“遼東糞土臣元”，立刻換來了上國天兵撤兵回朝，之前隨軍所取得的進展以及巨大的損失也因為“遼東糞土臣元”這短短的六個字而歸於白費。
如果是屬國請求上國的天兵，那就更加是天大的面子問題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這是一種道義，一種天經地義的責任。小弟有難，身為大哥豈能坐視不理？於是又是大把大把的銀子和年輕士兵的生命扔了進去，換來的也就是屬國的幾聲感恩戴德的“謝謝”，這還是最好的結果，搞不好還會被三心二意的白眼狼們在背後擺上一道，這種虧古往今來天朝上邦可沒少吃。
天朝上國要的就是一個面子，中原王朝歷史上的對外用兵根源歸根結底無外乎都是面子。隨煬帝三徵高句麗，靡費軍費無算，無數將士埋骨異鄉，最後換來的僅僅是高元的一紙降表，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最後還將一個原本富足強大的隨朝給折騰了進去。
在中原王朝執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之牛耳的時候宗藩制度確實可以體現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優越地位；可到了中原王朝自己也沒有能力自保的時候，再要維持這種宗藩關係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對於大乾朝，前車之鑑並不遙遠，朝鮮壬辰衛國之戰，豐臣秀吉率日本舉國之兵攻朝鮮，衰相已顯的大眀朝出兵援救，仗沒打贏，一耗就是八年，大眀朝的鮮血卻給抽去了大半。後來還是靠了渤海部的力量，最後退了敵，撤了軍，得到的是什麼呢？貌似除了後世文人的讚頌之外沒有什麼。按道理來說。屬國可以成為宗主國抵禦外來入侵的“緩衝區”。但在西方殖民者的面前，不論越南、緬甸、暹羅、朝鮮還是琉球，這些小國作為“緩衝區”實在太薄弱，說他們“弱不經風”都是客氣話，宗主國尚且苟延殘喘。更何況國小如薄餅的藩屬國呢？
在殖民成為時代主流的大環境下，保護國被保護國體系為主的全新的國際法體系被建立起來，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國際法就是強國保障自己的“勞動果實”的法律依據。相比沒有法律條文約束、完全依靠“恩威”的宗藩體制顯現出了更加完備的法理性，換句話說沒有法理性的宗藩體制在具有法理性的殖民體制面前顯得是如此得脆弱和無助。
但是，當一個新興的體制要取代舊有的體制時勢必會遭受到抵抗，就如同一個蹣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