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才的目光還投到僑胞之中，“現在新加坡俄國領事，即中土番禺人胡姓（胡璇澤），新加坡十數萬僑民皆聽胡姓號令指揮。”建議乾國政府聯絡新加坡僑領胡璇澤充任領事，具體提出借用當地僑領作為駐外領事的方案，以解決一時乏人“堪膺此選”的矛盾。後來陳善謙（小呂宋首任代攝領事），張振勳（檳城副領事、新加坡總領事），張煜南（檳城副領事）等當地僑胞社會的僑領均成為一方領事。
丁雨生非常關注僑胞在國外的命運。其時海外僑胞達數百萬之多，分佈區域從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當時的中土“僑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勢孤氣餒，為他國之人所輕侮”，急切地盼望朝廷能夠派官員加以保護。大乾朝廷對僑民不僅不關心，且加意防範。丁雨生破除陳規，直抒護僑的思想。他在答覆總理衙門關於遣使問題時就建議乾國政府“設立市舶司赴各國有僑民處管理僑民”。對海外僑胞加以保護和聯絡，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在海外設立類似西方領事館的機構來管理僑民。丁雨生由遣使引出的設立領事館的建議並沒有馬上為朝廷所採納。直到光旭三年，丁雨生與在倫敦公使任上的郭筠仙遙相呼應，才終於力促朝廷在新加坡設立了中土第一個駐外領事館。使中土政府按照十九世紀的國際慣例行事，在本國僑民眾多的地方設立領事館保護僑民利益。由那時起，乾國先後在20多個國家設立了45個領事館。
光旭元年丁雨生出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議派遣鐵甲艦遠巡外洋宣慰僑胞，保護僑胞。“中土洋麵延袤最寬，目前大小鐵甲船極少須十號，將來自能創造極少須三十號，方敷防守海口以及遊歷五大洲保護中土人。”第一次到南洋巡歷的中土海軍軍艦是福建船政局造船廠的自造軍艦，於第二年底到達新加坡，激起僑民社會的熱烈反應。光旭二年以來，乾朝北洋艦隊先後5次訪問南洋華埠，祖國軍艦所到之處引起僑胞社會的轟動，“海隅百姓，得瞻宗國旌旗。無不欣欣然，額首歡呼，歡聲雷動。”
大乾朝廷第一次認真從事對僑胞的外交保護始於對古巴、秘魯中土民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魯僑胞不斷稟告乾國政府，陳述受虐慘狀。光緒元年，乾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派出陳蘭彬、容宏等人往古巴、秘魯調查中土民工受虐情事，蒐集各種證詞、稟訴，再與秘魯、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選派交涉代表人選的問題上，李紹泉上奏“丁雨生……熟悉洋務，操縱悉合機宜”且“素為洋人敬服”，極力推薦丁雨生為換約代表。丁雨生於光旭元年七月初七與秘魯政府代表愛勒莫爾進行交涉。丁雨生照會秘魯政府，“妥將以前苛待中土民工弊端，盡行革除，遵照專條及和約辦理。嚴令將中土民工身家資產。皆得保護，以昭信守。”秘魯復照說：“查中土民人在於本國傭工者，本國志在實力保護，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為中土民工盡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後，乾國政府與古巴簽訂了《古巴中土民工條款》。與秘魯政府簽訂《乾國秘魯國會議專條》，《乾國秘魯國通商條約》，在這些條約中，都有專門保護中土民工的條款，此後古巴、秘魯的僑胞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處理古巴事件的過程中，丁雨生對海外僑民的艱苦處境有了更深的瞭解，他在任福建巡撫期間，上奏“閩、粵兩省人多地少，所有無業窮民年來秘魯、古巴、小呂宋等處販賣出洋為之傭工，每年何止數萬人。惟洋人視僑胞如犬馬，一入牢籠永淪苦海。大約百人出洋，在途受飢寒委屈而死者約十分之二，到地後被其凌虐摧殘而死者又約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臥車路甘被火輪碾斃；即生者亦復去家數萬裡，杳無音信，父母妻子只能於夢寐見之。言者傷心，聞者下淚”，對流寓海外的僑工、僑商，他關注的情懷躍然紙上，與之相適應的是他積極採取對策，一方面嚴厲打擊拐騙活動，建議乾國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設招工局（俗名“豬仔館”），要求地方督撫同官紳按照條約，妥擬杜弊章程，嚴禁誘騙中土民工出國。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銳，中土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對已出洋之華民，只能採取措施，予以保護。鑑於海外中土工人雖倍受壓迫，卻投訴無門的狀況，丁雨生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設立“新聞紙館”，“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員總司其事，……中土人民而被外國人欺凌者，皆可寫入新聞紙，佈告各國，鹹使聞知，使歸曲於彼。”動員社會輿論，披露僑胞疾苦。
丁雨生的護僑思想可以說是海外僑胞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反映，就是從這時起，僑胞社會自身經濟力量的壯大以及向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