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而造成的王室沒落，也持續了好幾百年。
由於兩班的身份是世襲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班的人口也隨之而增長，於是兩班內部產生了爭鬥，這是一個兩班自身優勝劣汰的過程。朝鮮時代，嫡子與庶子的區分非常嚴格，為了控制兩班人口過快增長，自太宗大王時代起，做出了“庶孽禁錮”的規定。所謂的“庶孽”，其實是指兩班家庭中妾侍所生的後代，為了減慢兩班的人口增長速度，作為庶孽的兩班人口，淪落為脫離兩班圈子的另一個階級，稱為“中人”，不得享受兩班的待遇，而只能充當翻譯、醫官、捕校等低階基層官員。而另一方面，兩班階層為了保護自己的田產，就必然會挖空心思鞏固自己的地位，朝廷上出現了士大夫爭奪有限官職的鬥爭，後來，士大夫們個體的矛盾最後上升到門閥的鬥爭，個體計程車大夫不得不相繼加入到某個集團中謀取利益，這就形成了黨爭。朝鮮士大夫之間的鬥爭，就是由開始的僅僅是不同政見、不同理念，發展到最後的黨派林立、不斷分裂。黨派之爭愈演愈烈，兩班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崩潰，同時連帶著國家的不斷衰敗。
朝鮮開國不久，朱子學說的分立就已經開始出現。以功臣們為首的勳舊派，以及以堅持節氣、拒絕侍奉新王朝的在野士林派。勳舊派以鄭麟趾、申叔舟等勳臣為首，繼承了大性理學家權近的道統，聚集在漢陽一帶，故又稱為“近畿派”，是國家的統治核心。以金叔滋為首的嶺南學者，則繼承了學者吉再的道統，堅守對高麗王朝的孤忠，成為於勳舊派相對應計程車林派，又稱為私學派。這是朝鮮時代黨爭開始之前士大夫勢力的基本態勢。而這一態勢開始出現變化是在世祖大王篡奪端宗大王王位後出現。勳舊派朝臣中因為擁護世祖與否而分裂成兩個派別：以勳舊派正統繼承者自居的鄭麟趾為首的派別、以不滿世祖大王（世祖大王為世宗大王之次子）篡奪王位擁護端宗大王（端宗大王是世宗大王之孫，文宗大王之子）的成三問為首的派別。如此細分，又可以將不滿世祖大王的派別分為以“死六臣”為代表的大義名份派別和“生六臣”為代表的節義派。所謂死六臣，即指意圖推翻世祖大王、擁立廢王端宗復位的金文起、成三問、河緯地、李塏、樸彭年、柳誠源等六人，在世祖大王二年被誅滅。所謂的生六臣，是指金時習、李孟專、成耽壽、趙旅、元昊、南孝溫等六位不滿世祖大王篡位而淡出官場計程車大夫。士大夫的門閥之爭越往後就愈演愈烈，與勳舊派對立計程車林派步入朝廷之後，士大夫的鬥爭又空前激烈起來。成宗大王時代，士林勢力踏足朝廷，在朝廷急速地推行符合士林派施政理念、而與勳舊派方針利益相悖的政治改革，勳舊與士林的矛盾難以調和，最終在燕山君時代引發了一連串的“士禍”，連綿不斷直到明宗大王時代。在此五十年間計程車禍當中，屢次遭受打擊計程車林勢力，在朝廷形成朋黨，於是，士大夫的鬥爭又上升到黨爭階段。
“壬辰倭亂”時期，由於戰亂等原因，官府能夠徵召的良民減少，官軍無力負擔起整個戰場的抵抗，而不得不依靠義軍作戰。因此，對義軍的論功行賞產生，從而為賤民、奴婢從良開闢了道路。為數不少的公私奴婢和非兩班的良民，透過參加義軍而獲得官府的嘉獎，或脫離了賤藉，或步入了兩班階層。胡亂當中也有類似的獎賞原則，對建立軍功的下層人民授予高一級別的身份。另外，為了恢復戰後蹂躪的社會經濟，官府採取了賣官的措施，一批願意繳納糧食的富農，躋身於兩班行列，透過繳納糧產而晉位兩班的並不侷限於富農商人，甚至連公私奴婢、手工業者也樂於此道。後來，這種賣官制度成為了慣例，一旦官府出現經濟危機，就大量地賣官鬻爵、出售未署名的任命狀，晉身兩班成為尋常的交易，之後，兩班的人口迅速上漲，到了近世，兩班戶在總人口的比重，甚至已經達到多數，佔了六至七成左右。
一方面，下層民眾不斷躋身於兩班行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固有的兩班失勢，被排擠出權力中心，淪為鄉班（鄉下的兩班）甚至地位更為低下的勞動者。沒落的兩班是朝鮮王朝不穩定的潛在因素，失意的沒落兩班往往會與朝鮮王朝發生正面衝突，領導各種民亂對抗官府。
由於戰亂和饑荒，朝鮮朝政局不穩，兩班身份制的變動導致兩班人數暴增，但內部低階別兩班比例過高，於是兩班內部分化嚴重，掌權兩班腐化墮落，失權兩班沒落貧困，兩班總體的社會功能明顯滑落；兩班社會地位的下滑與中人社會地位的上升，加之在乾國的洋務運動影響下，對外開放導致新興富民階層的興起，兩班與非兩班階層間的差別縮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變更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