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勢。外國商人和使節來到中國，受到的不再會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見的熱情。中國的外表也已經變得五彩繽紛，藍和灰統治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還是會有許多令他們十分熟悉的東西。或者說，中國的外交傳統中，有許多千年不變的核心成分。
他們會遇到一樣熱情淳樸的百姓。
雖然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來訪有種種險惡的估計，但從乾隆時代起，老百姓們就天真地認為他們是被中華文化所吸引而來，向中國的統治者致敬的。英國人記載說，“下至中國的兵士和水手們都對客人彬彬有禮，不是出於責任而是出自招待熱誠。整個使人感到我們是受歡迎的客人。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是從很遠地方來向他們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們的地位雖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應有的喜悅情緒”。（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他們會遇到一樣鋪張的招待。
雖然對外國人可能心懷猜忌，但中國統治者對他們的招待從來都是超級熱情的。在中國統治者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大局問題。外交無小事，內外有別，是中華帝國一貫的外交方針。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貧困，財政如何困難，招待外國人總是不遺餘力的。對於中國統治者，這絕不是難事。葛劍雄先生說：“由於歷來的統一政權一般都國地遼闊、人口眾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便把可以蒐括到的人力財力集中起來，數目仍然是相當龐大的，這就造成了中國‘富厚’的假象。”
當英國使團剛剛出發時，乾隆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隆重接待的準備。在清朝上下看來，接待一個首次來到中國的使團，是一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宣傳中國治理的偉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務”。必須算政治賬，而不能只算經濟賬。乾隆前後連續多次下達詳細的諭旨，親自認真安排這次對外賓的接待工作。
為了更好地接待英國人，皇帝特意任命長蘆鹽運徵瑞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此次接待工作。為此還特別為他加恩晉爵，賞戴花翎。
英國人剛剛出發不久，皇帝就命令軍機處擬定了一套詳細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見、賞賜、宴請、看戲、遊覽等活動。這個方案記錄在清宮檔案的《上諭檔》冊中。
在估計貢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對接待的原則做了具體指示：“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適中，方足以符體制……此次英咭唎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於簡略，致為遠人所輕。”
皇帝確定的接待工作方針是，一要隆重熱烈，照顧好外國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證他們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展示中國的富庶強大。
因此，當使團的船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他們發現兩名朝廷命官攜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數量：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隻，鴨一百隻，一百六十袋麵粉，十四箱麵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葉，二十二大簍桃脯，二十二大簍蜜餞，二十二箱李子和蘋果，二十二大簍蔬菜，四十籃黃瓜，一千個南瓜，四十大包萵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個西瓜，三千個甜瓜還有許多瓶酒，十箱蠟燭，三大簍瓷器。由於數量太多，船上無法容納，只能收下一部分，“將其餘的璧謝”。“以後不須提出請求，大批免費供應的物資源源不斷送去。”（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僅僅是一個見面禮。在後來的行程中，中國人的慷慨一直讓他們吃驚。使團的總管巴羅說：“我們至此所經歷的款待、重視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東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當東則說：“大量豐富的日用品不但供應到全體團員，而且普遍供應到使節團的所有技匠、衛隊和僕人。看來中國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費以求盡到對於使節團的豪華供應。”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動員了這麼多的官員，這麼多的廝役，這麼多的船隻，來做招待工作。這些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和廝役據說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藉以鼓勵他們做好這項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隊歡迎的兵士，有搭起來的綵牌樓和特別準備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費用俱由皇帝一人擔任起來。”
“皇帝陛下的這個意旨被所有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嚴格遵守。一位使節團員有一次偶然表示要買一件微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