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後，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於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隻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並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乾淨後醃在鹽裡。”（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於國家的尊嚴。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尷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後，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於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象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當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於半飢半飽的狀態，樂於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並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穫，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穫率高於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穫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飢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後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制增長的可怕後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儘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麼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於靠儘可能少的食物生存，並樂於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願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面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於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並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