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漢族帝王對於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態。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他們知道，只有深入瞭解每個民族的歷史、現狀、內部關係，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歷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從蒙古語出發，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後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麼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確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瞭解了西蒙古的歷史，在平準之後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歷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於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準噶爾表面上只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係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這個國家的存在關係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寧日。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貳。此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並不可靠。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復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確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準部處於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此時興師，十拿九穩。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爭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資訊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遠。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滿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恆贊成皇帝的決定。戰爭結束后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並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因此，這場戰爭最重要的不是戰鬥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這架機器走上戰爭軌道。
乾隆皇帝後來回憶說：“斯時，力排眾議，竭盡心力。”（《御製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爭，讓他幾乎精疲力竭。他連篇累牘地釋出諭旨，分析清準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討伐的必要性，並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他說：“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難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如其不可，眾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是皆爾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