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騎兵團政委鄧永耀來給新兵發槍。這些槍是騎兵二連從威縣繳獲回來的，鄧政委拿起一支嶄新的“漢陽造”遞給劉春雷，笑嘻嘻地說：“大劉同志，好好幹！”耿協福營長也把那把哥薩克戰刀還給劉春雷，鼓勵說：“大劉，好好幹！”
“大劉！”還從來沒有人這麼稱呼過劉春雷呢。他激動得頭頂直冒熱氣，心裡說：好好幹，我一定跟著八路軍幹出模樣來！
扛槍挎刀騎大馬，大劉這回威風了。
想當年，騎兵戰士劉春雷，頭戴“四片瓦”，身著灰軍裝，腰掛俄國刀、手橫“漢陽造”，胯下一匹棗紅馬，臂上佩著“八路”章，二十郎當的小夥兒，一米七八的個頭，那真是要多帥有多帥！
第二章新兵蛋子（5）
這時候，還有誰敢說他是新兵蛋子？
第三章初上戰場（1）
在南宮縣，新兵營的戰士都領到了步槍，配發戰馬的三十多人編為“乘騎分隊”，其他的則屬於“徒步大隊”。
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錯。比如崔秉志，家裡天天送雞鴨魚肉來，吃得滿嘴流油。其他人也經常收到各類包裹。劉春雷的堂姐住在縣城，一個月來探望好幾次，每回都給他零花錢。
1938年，普通八路軍士兵每個月的薪金是法幣一元；騎兵多一倍，兩元錢，相當於銀圓二角。當時一雙布鞋就要賣六角錢，一條毛巾也要二角五分，雖然大家扛槍打仗不是為了餉錢，可這薪水也確實太少了一點。劉春雷私底下對師兄嘀咕：“我在飯館當學徒，一年還能掙十多個大洋呢，這窮八路真夠寒磣的。”他當時也就是隨口一說，沒想到胡彥明記在心裡了。
胡彥明是一班的，劉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貴都在二班，另外還有個三班。乘騎分隊實際上是一個排，排長是李樹茂。每個班除了新兵，還有幾個老紅軍。
開大會的時候，總聽見領導講“二萬五千里長徵”。新兵們很感動，回到隊裡就向老紅軍請教長征的事，沒想到班長、排長都搖頭，說他們沒爬過雪山，也沒走過草地。
原來，雖然騎兵團長王振祥（開國少將）和政委鄧永耀是從紅四方面軍來的，但團裡的基層骨幹卻大多是劉志丹紅十五軍團的兵，乘騎分隊的排長李樹茂是延安人，三個班長辛明旺、郝傳喜和蘇昌太（1942年犧牲）都是陝西禮泉人，確實沒參加過長征。
劉春雷他們班上只有劉金魁曾經走過草地，可是，他那時候還不是紅軍。劉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歲，外號“川老漢”。紅四方面軍長征時，隊伍中跟隨著許多幹部家屬，需要扛物資抬擔架，“川老漢”就是蘇維埃政府僱來當挑夫的，酬勞是每天一塊大洋。別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鬧著要回家，可劉金魁“貪財”，愣是從四川到甘肅跟了四十多天。最後光洋得了不少，卻不知道該怎麼回去了。
紅軍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過草地回四川呀，就勸他留下當兵算了，於是劉金魁就參加了紅軍，再後來就入了黨。政委說：“你把生命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了，還成天揣著那些大洋幹什麼？”只好又把私房錢上交了。所以，問起這長征的事，劉金魁也是稀裡糊塗——他當時成天挑著擔子跟婦女兒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數洋錢，別的統統不知道。
派到乘騎分隊的老紅軍都是共產黨員，大劉對他們的最初印象是——喜歡開會。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來，宣傳組建“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重要意義。可是講來講去都是“革命覺悟”、“勇敢獻身”之類的大道理，劉春雷就不耐煩了，每次開會都打瞌睡。
大劉的政治覺悟一般，可他師兄卻學得很不錯。胡彥明每次開會都做筆記，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劉春雷喊“師兄”，他都不肯答應了，說是要稱呼“同志”。人家老紅軍是苦出身，胡彥明也跟著訴苦，說他以前受到東家的剝削呀欺負呀什麼的。劉春雷很不以為然：“當夥計的替老闆幹活，天經地義。再說，估衣鋪買戰馬送你參軍，夠仁義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講東家壞話！”於是就和師兄鬧了些小矛盾。
三連一排長韓永正卻挺喜歡新兵大劉，原因是有一次玩“搶毛巾”遊戲（就是兩夥人騎著馬，來回拽一個大麻袋，既能比賽力量，也能比一比身體協調能力），大劉把韓排長拽下馬來了，一下子轟動了新兵營。
韓永正人稱“韓猛子”，雖然是老紅軍，卻比劉春雷還要小一歲。他是河南人，父親是刀客，被地主殺害了。十五歲的韓永正就揣著一把關山刀投奔了劉志丹。1936年山城堡戰役，“韓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