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南宋是百家報社爭鳴，而北周仍然是官報獨一家。座中的一些“名黨”成員以前未嘗沒有生出“獨一家”好的念頭，掌控輿論方便呀，但此刻聽名可秀這番詳解，方知其謀事遠大，非為一家權力之便而用，而是為制約君權、臣權之用，一時心中都不由生出敬意。
便聽名可秀繼續道：“第三，法律。禮制與法律，代表的是對治世有益的習俗、經驗與聖賢的主張，這些都應當為君、臣所尊重。禮制是儒家的主張，法律是法家的主張。但儒學向來不是固步自封的學問，漢代的獨尊儒術，事實上儒法並用，以儒為內，以法為用。限制皇權亦是如此，要以禮制為內，以法律為用。如果能讓國家形成一種習慣，無論皇帝或宰相，都應當尊重且必須尊重禮制和法律，受其約束，並尊重民意，那麼禮制、法律就成憲章，雖萬世不可易。即使有變動，也是適合時宜而變動枝節，然其根旨精髓不易。”
“第四，教育。”名可秀道，“帝王之學應學什麼？除了學習仁善、愛民之外，還應學習尊重禮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如果帝王能做到這四要，則無君主之禍矣。不惟教育人君要如此，教育天下臣民亦得有這四教，仁愛為本，尊重禮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若士大夫能做到這四要，則無權臣之禍矣。”
名可秀這已經不是在單講抑制皇權了，同時也是在講抑制臣權。君王專。制固然危害甚大，但權相獨。裁也很可能變成下一個專。制君主。而且，一個每隔五六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就改換一次朝代的國家，又何談治太平，昌文明？所以，君臣必須各守權力本分，才有可能實現“昌文明，永華夏”的大道之志。
她的聲音變得格外莊肅，“天之道在於平衡，國之道亦如此。無論君權或臣權，都須制衡，才是道理。”
“但是，”她道，“要使禮制和法律成為憲章，必得有強大的臣權才能保障。而臣權又不能集中於某人或某幾人之手，這就需要將權力分下去，權力不集中就失去了禍亂的能力。但這個分權又須得分而不散，散了就無以凝聚制衡君權。”
“如何讓權力分而不散？”她顧目眾人，目光炯然吐出一詞，“政黨！”
眾人心中一震。
“何謂政黨？”名可秀道，“此從‘朋黨’一稱而來。在歐陽文忠公（歐陽修）之前，儒家多論君子無朋黨，小人才結黨。‘黨’為貶義。然此為謬解，歐陽文忠公的《朋黨論》，可謂論斷精闢，為朋黨正了名。正如歐陽文忠公所說，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需要辨識他們是君子結黨還是小人結黨。
“《論語》首章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朋即是志同道合者。孔子行道於天下，便是聚志同道合者為群，為追求禮制秩序這一共同大業，結群共同行動，此即君子朋黨之始。故如歐陽文忠公所言，‘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君子之朋黨者，‘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本朝士夫多結社，或講學聚徒，這也是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如吾等之振道社，最初便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結社而成的朋黨。但是，這樣的朋黨還不能稱之為政黨。”
“什麼是政黨？”名可秀再一次發問道。
“它必須是以執政為目標，有明確的治國綱領，有明確的施政政策，有完備的行動章程，有嚴密的人事，有嚴明的紀律獎懲，有嚴格的進出規則，有一群固定的志同道合的成員為核心，有長遠的大道為共同追求之目標——這樣的朋黨，才能稱之為政黨！”
眾人不由為之揚眉聳然。
這是名可秀第一次明確提出，他們是朋黨，而且更進一步，是要結成以執政為目標的朋黨。
政黨，這個詞讓眾人都有些盪漾了。
“吾等不是‘名黨’，現在、未來，也永遠不是任何一姓之黨。”名可秀斬釘截鐵道，“吾等之名，即政黨！”
相比座中諸人還在心情盪漾，並且沒有意識到“政黨”這個稱呼的出現將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時，衛希顏的心中已經笑了起來，心道：終於是走到成立政黨這一步了啊。
衛希顏並不清楚歷史上的政黨產生和資本主義經濟有著必然關聯，她不清楚當然也不關心資本主義萌芽如何界定，在她看來，名可秀走到成立政黨這一步，並不突然。大宋計程車大夫政治，建炎朝商業的空前繁榮，沿海城市及內陸大城市工場經濟的萌生，或許都是走到這一步的基石。當然，更重要的是，已經深具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