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君為陽面，臣為陰面”，故“君為臣綱”，將君臣關係固為天道。
這事實上背離了孔子的君臣綱紀。孔子提出“君君臣臣”，是有原則的，即“君使臣有禮，臣事君以忠”。而董仲舒的“君為臣綱”其實是來自於法家韓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亂”的學說。先秦法家與先秦儒家最顯著的區別之一，就是以君為本，強調臣下對君主的絕對遵從，這與先秦儒家的理念是相悖的。
董仲舒的學說事實上是背棄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而將孔子退而求其次的“小康”作為天道不可易。
衛希顏聽名可秀提過，名重生年輕時在九江曾聽周敦頤講學，與周敦頤論董仲舒的三綱，名重生將之稱為儒學的進一步世俗化，迎合了家天下君主的統治需要，遂使儒學成為“獨尊”，謂董仲舒之功不可廢，然後世儒家不當以董之論為旨，實際是遵法家之君主極尊，而背棄孔孟先儒之髓，必致天下裁於一人之害，周敦頤悅而曰“然也！”
唐代的儒家們因循章句，對漢儒之學並無多少質駁，但宋代的儒家不同，更追求經義的內涵，所以對漢儒的學說並不是全然接受，而是以己義去理解，稱為“六經在我，我注六經”。如周敦頤，認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