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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宋國內的百姓而言，說起海外，最先想到的是遙遠、野蠻、瘴癘，其次是海外有大宋沒有的珠寶、香料，海商都賺得盆滿缽滿。
隨著海貿的興盛，尤其南宋定都杭州後，更多海商往來聚居京城，“海外風”便吹得越來越有勁頭。建炎二年《東南海事報》開辦後，因立足於海商，免不了鼓吹海外行船輕鬆致富，吸引了不少陸商也投入到海商的懷抱。當然並非所有的陸商都買得起船並組建船隊，但可以帶貨加入海船，只要給綱首交納若干“投船費”即可。那些家裡無恆產且兄弟多的人戶，不少仗著年輕去應募海船水手，除了比平常幫傭能得到更高的僱工費外，還能從海外帶貨——市舶司不收海商水手的關稅，因此這些水手隨海船回國後多少都發了筆財，寬裕了家裡用度。街坊四鄰聽說後，難免也有那動心思的。還有那些讀書不成的書生，身家不豐的想隨海船發點財，家資不愁的則想去見識一下不同於大宋的海外風俗。久而久之，行往海外的宋民越來越多。於是，關心海外計程車夫庶民也就越來越多了。
雖說現下京城人對海外多能道出個一二來，但在多數官民眼裡，海外蕃國仍是蠻夷之地，不能和大宋相提並論。在皇帝和朝官眼裡，海外對朝廷的威脅遠不能與金國、西夏這兩大北胡相比。至於北朝的威脅更是臥榻之患，當然北朝同屬趙宋，不能歸為蠻夷。
因這種“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