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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仲友私下曾見過衛大國師對“天佑”之說的撇笑之色，心忖國師八成是找個藉口擴大謀略科的取士人數。
他這番忖度倒是料中了衛希顏的心思。
有宋一代，文官的待遇升遷十分優待，而武將的升遷比文官慢得多，因此武將中文武全才的極少——能文能武的自然更願走文官仕途，更曾有武狀元不肯入軍的例子。
至於像種瑜這類文武兼修的武將世家子弟畢竟是少數——大宋朝又有幾個能歷百年仍不倒的武將世家？
因此，吹向文官仕途的偏風向自然導致了宋軍高階將領中兼修文武的極少，再向下到中下級軍官階層，能文弄墨的就更是少數了。
衛希顏自然不認為不識大字的莽夫成不了名將，事實上不通文墨的古今名將還真不少見；但軍隊的整體素質是靠優秀的軍官隊伍塑造，而不是依賴於個別特異的將領。
這些透過武舉上來的進士，他日未必人人可成名將，但他們通文墨熟兵書，再經軍校的軍事文化培塑，撒到軍中就是播種機——優秀的中下級軍官隊伍必能促進軍隊素質的提升，上面的將領即使是頭熊，下面的兵也是一群狼。
誰說“將熊熊一個，必是兵熊熊一窩？”衛希顏就是要打破這個常論。是以，武進士自然要像韓信點兵般，多多益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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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院放榜的當日下午，就是殿試。
安排這麼緊湊，自然是為了進士榜儘快出籠，將朝官的眼球轉移到武舉上來，別再掐著腦門子想西湖事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