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體力活，她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呢？
我父親是一小學教師，工資不高，但一家的生活與積蓄全靠他，我沒有看到自己的身影，轉而去尋找我父親工作過的地方。我父親工作的學校離洋人街並不遠，但當我到了那個地方，卻一點也想不起父親工作的樣子，應該是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學校的原因吧？
我還是回到洋人街，我下了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今天不是節假日，街上的行人仍然不少，但因為少了小孩子，所以小火車與小輪船都沒有開，更多的遊樂專案也大門緊閉。
突然，我聽到有人在後面叫我：“曹劇民，劉隊到處找你，你在這裡閒逛，快點到辦公室去，不然又要被扣錢了。快點，說是有重要的事情。”
那人從我的身後趕過來，一把拉住我的手臂，想要繼續朝前，但因為我沒有動，他反而被我的力量給扯住，猛然一個急剎，身子晃了晃。那人轉過身來，不解地望著我，這人應當是我的頂頭上司——班長，我想他一定是有急事，要組織保安們去辦。
“你，你是幹什麼？快點，服裝也不穿，正好，快點，我還要叫幾個人，你自己先去。”
“好的，我馬上到。”我回答。
“是在辦公樓的會議室，快點，上面的人有些等不及了。”
那人很不滿意地走了，邊走還邊回過頭來朝我這邊看。如果我繼續這樣在街上閒逛，一定會給當時的“我”增加麻煩，我還是得躲到車上，靜靜地觀察才行。
我回到車上，剛坐穩當，就看見“我”從一間破舊的房子裡出來，滿身都是白色的麵粉，我記起來，這次，“我”只是在這間庫房裡小睡了一會兒，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一直很留戀這間屋子。我仔細地觀察自己，發覺此時的“我”相當萎靡，面容憔悴，個頭雖然已經定型，但卻明顯要矮上一截，大約是因為佝腰駝背的原因，就像負著重物一樣，連走路都有些搖晃。保安服穿在“我”身上，因為蒙了太多的灰塵，已經看不出顏色來。如果將兩個我排在一起，很難讓人相信我們是一個人。
“我”走向辦公大樓，只幾分鐘後，就已經換成了便裝，手提一個木棍，與其他人一道，蜂湧而出，擠進了一輛小型陸行客車。但是，車門關上後，卻並沒有急著開走，等了十多分鐘，車門又開啟了，有幾人下來，使勁地吸著煙。
原來，“我們”是在等另外的幾輛車，當五輛車到齊後，車開動了，轟足了油門朝前衝去。我讓車鎖定了“我”所乘坐的那輛車，自動地跟在了後面。
十來分鐘後，車到了一個尚未正式開工的工地，目前只是有幾輛推土機與裝載車在平整地面。在工地的中間，黑壓壓的一群人圍著幾輛推土機，推土機已經明顯被人佔據，有人站在推土機的車頂上，瘋狂地揮舞著鐵棒。見“我們”的車到來，都轉過身來，一起朝這邊望，當看到大群的人從車上下來，他們突然變得緊張起來，不約而同地將手中的棍棒、鋤頭、鐵鏟舉到身前。
我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本來，這裡是朱氏集團從政府手中購買的土地，用於房地產開發。但是，當地的農民卻覺得補償標準太低，雖然他們大多數已經簽字領了錢，但卻突然發現國家標準明顯高於已經補償的標準，於是，這些農民就在一些人的組織下，開始了阻止開發的行動。他們每天都派了人到工地上擋住各種機械施工，還打傷過操作人員，造成工期已經延後好幾個月。雖然政府出面進行了調解，但是，這根本就起不了作用，實際上，這一切的背後，全是政府人員搞了手腳，但是，當農民們進行上訪時，遭到了警察的全面打壓，以危害社會秩序的名義，全部被武力押回當地，農民們找不到更恰當的辦法，只能到工地上尋求解決的辦法。朱氏集團自然不願承擔這筆費用，工期一拖再拖，最後只好採用了這種極端的手法。
應該說，這裡面涉及的三方，沒有一方沒有責任，政府沒有按政策辦事，又沒有進行足夠的解釋說明，且對待老實人採用恐嚇、誘騙等手段，對於那些有後臺，能說會道，能叫會鬧的人，又多用提高補償標準的方法擺平，造成了政府的公信力極度下滑；農民中一些人胃口太大，漫天要價，有的人在自己的目的沒有達到時，就造謠生事，妄稱某某地方某某人因為有後臺，因為會鬧得到了多少倍的賠償，推高了農民的不滿情緒；對於企業來說，從政府的手中得到了土地，一心只想著維護自己的利益，特別是一些有背景的企業，根本就沒有將農民放在眼裡，他們與黑社會勾結在一起，暗地裡配合著政府的行動。
“我們”全是年輕力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