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館內翻看各種有關日本人的資料後，收穫頗多。結合餘生後世所知，對日本人的認知逐漸深了起來。
有時候回想這個民族的諸般歷史和諸多細節，餘生不由得掩卷苦笑。
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中，對日本人有如此評判——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在本尼迪克特看來，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但對於中國人而言，日本人的性格又不難理解。在近代之前，日本人大量學習中國文化，雖然日本人並不原樣照搬，可是，日本人的性格中，仍有大量中國古文化的痕跡。
日本人注重等級觀念，講究男尊女卑，服從集體和強者，講求道德與違背道德的“恥感”，懂得忍耐，懂得學習，並且極為認真……
如果仔細分析，便可知，這些特質由大多來源於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但是，卻又有所變異。儒家文化講求的是“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
對一個人的要求是，在與他周圍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但他對待任何事情都必須經過自己大腦的獨立思考，從來不願人云亦云，盲目附和。
而鄙夷那些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只求與別人完全一致，而不講求原則的小人。並認為這種人並不能與周圍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
而日本人對於一個人的要求，則變成了無論是不是同，但是一定要和！如果不同，則可以不和，可以拔刀相向！
這種乾脆果決的處理方式，使得日本人成為一個君子和小人混同的，奇怪的矛盾體。
這樣的要求就使得日本人在與別人不同，卻又不能拔刀相向的時候，講究一個“忍”字！而這一個人“忍”，便是刀懸於心，需要極強的精神力和意志力。所以，日本人對於精神意志的肯定與追求，遠超過中國人！
這一點對於這個民族的敵人而言極為可怕。正因為這種極端的精神追求，所以，日本人會有剖腹自殺，會有武士道精神，會有忍者，會有絲毫不顧及自己與他人生命一去不回的神風突擊隊，會有二戰戰敗後的“舉國玉碎”，會有塞班島一萬多自殺的平民，會有日本老兵孤身奮戰數十年而絕不投降！
這種對於精神的極端追求，到了極端處，已經成為一種可以不擇手段的哲理。對於自己的生命都不重視，又怎麼能指望這樣的價值觀重視他人的生命？三十萬人的大屠殺自然是理所當然……
反觀之中國人，其傳統文化中雖然也有殺身成仁的例子，但是，講求的卻是要活下去，講求好死不如賴活著。中國人的奮進與洗刷恥辱並不是依靠玉碎，而是依靠頑強的求存能力，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只要一息尚存，只要手中還有籌碼，便總有翻本的機會，便總會反敗為勝！
雖然並不容易比較，這兩種相似而截然不同的性格，哪一種更有利於生存，更令人敬畏。但是，只就殺傷力和破壞力而言，日本人的這種性格顯然要更強一些。
而日本本身國土面積的狹小與自然災害的頻發，又使得日本人對中國的領土自近代以來便垂涎不已。到如今已經成為日本人的執念。成為一種不但是物質追求，而且是精神追求的東西。而以日本人對執念追求的強烈程度，當然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所以，自甲午戰爭開始，便是不死不休的敵人。直至一九三七年完全撕破臉……
餘生在掩卷嘆息時，又有些發愁。自己已經在每日上下班和外出時極為小心了，還是很明顯的察覺到幾次跟蹤，甚至有一次，黃道會的人差點在大街上冒險出手。幸虧被他及時逃離。他雖然武功不錯，但也並不認為自己能用身體對抗子彈。
而自己雖然有一個近乎完美的刺殺設想，無奈蒐集到的情報太少，著實無法具體計劃，只能在焦躁和防備中等待機會。而正在餘生發愁的時候，青小藝推門而入。
自打青小藝上一次看到餘生放在躺椅上的《霓裳續譜》，這種在閨閣中被劃為禁書一類的書後，雖然尷尬害羞。但是兩個人的關係好像是近了那麼一層，說話時明顯隨意了許多，也不再客套疏遠。
最近，每日晚間，青小藝必然會給餘生送來一壺清茶。與餘生說上兩句，才會離開。餘生也有些矛盾，青小藝的聲音語調與葉輕語太過相似，如果只是說話閒聊，他完全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