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不會像韋小寶那樣以押寶為樂。《明報》的買主于品海也一再稱：“金庸是文化人，不願看到《明報》擔風險。”在改組《明報》時，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紡織公司納入到《明報》名下，以此來緩解《明報》的壓力。
四是追求“無官一身輕”。在談到失去《明報》控制權時，金庸說：“我的權力慾很淡泊，我覺得且自逍遙沒人管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金庸還進一步對這瀟灑的人生觀做出解釋：“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張良，功成身退，飄然而去。我所寫的武俠小說中的男主角，陳家洛、袁承志、郭靖、楊過、張無忌、令狐沖、韋小寶，都是大吵大鬧一番後悄然歸隱的。”
看來，金大俠的歸隱之志，絕非兒戲。
金庸對《明報》的買方作過精心的挑選。他不願意收購《明報》的企業純從生意出發，而不是對新聞事業有一種獻身精神和責任感。他曾先後與十一家機構進行了洽談，著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華早報》、麥克斯韋爾的《鏡報》集團、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集團和日本的《東京時報》集團等，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智才集團。除了不忍把《明報》賣給外國人外，也還因為智才集團的首腦于品海個人具有良好的條件。
于品海當年不到四十歲，生於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讀大學，1979年返港，曾在《明報》名下的《財經日報》做過翻譯和編輯。1985年他成立智才公司，自成一派。
于品海承認：“金庸領導下的《明報》，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數一數二的。”他明確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說，我們不會干預《明報》的編輯方針。”談及金庸在《明報》的地位，于品海說：“我雖然也做過新聞，但與一個做了幾十年的人相較，我拍馬也追不上。”又說：“我們希望他能繼續處理報社工作，特別是處理編輯和採訪部門的政策。”
短期內，金庸對於《明報》大約還有影響。
然而，賣出《明報》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這位“武林盟主”和“報業大俠”晚年的心境和際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稱已垂垂老矣。“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七十歲時的金庸仍能去英國講學，仍能北上京城與中共高階領導人暢談中國前途，仍能寫社論，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時事評論集，是老矣？金庸顯然寶刀未老，如《射鵰英雄傳》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勝早年。
作為《明報》創辦人，親手賣出《明報》，心情不免有一份蒼涼之感，金庸回答記者說：
“捨不得。我剛翻看明報的舊照片，眼淚都流出來了，有些舊同事已經去世了，真是捨不得。對於《明報》的舊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時候，我很明確的向他表示過，‘有容乃大，無欲則剛’這八個字仍然適用於以後的《明報》辦社方針。《明報》的商譽就是《明報》最大的資產，《明報》的編輯方針是絕對不能變的。於先生是很聰明的人，不會這樣做，是可以信任的。你們知道最清楚了，於先生並沒有干預《明報》的編輯方針。事實上，《明報》不但銷量創下了創辦三十四年來的記錄，廣告創了記錄，股價也創了記錄，我還有什麼不滿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紀問題，如果我是和於先生年紀一樣大的話，就絕對不會退下，給我十倍價錢也不會出售《明報》股權。”
退休後，金庸要做什麼？會去什麼地方？
他說有兩方面的打算，一是寫歷史小說，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歷史小說，他會取材春秋時期的吳越及漢唐時代的史實。漢唐是中國最偉大的時期，春秋戰國則是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那時的歷史人物慷慨豪邁，激揚文字，思想開放。金庸的心中仍繫著中國人的根。
牛津大學的St．Anthony（聖安東尼學院）和Maugdalen（摩丹倫學院）分別頒授他名譽院士和訪問學者榮銜。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的榮譽，並於1994年四五月間邀請他講學，主要是關於中國歷史與小說。溫哥華的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也聘請他為兼職教授，他有時也去那兒講課。
金庸做人，寫小說，寫文章，處處透露出學者風範。或許，他的骨子裡就是一位學者。在寧靜的黃昏歲月，他會不會奉獻給讀者幾部沉甸甸的學術著作，尤其是他會不會將多年的佛經研讀心得形成文字，令廣大的讀者分享那一份智慧與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麗山川與豐厚的人文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他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