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辦學，包括勉仁文學院及中學，都是私立的，經費正十分困難，這些錢就算是德鄰公對學校的資助吧。”梁漱溟恪守自己的諾言，“只言論，不行動”。從而恪守著不國不共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態度。
1949年，就從蔣介石下野這一天起，到二月間，梁漱溟在《大公報》上接連發表文章《內戰的責任在誰》、《論和談中的一個難題》、《敬告中國國民黨》、《敬告中國共產黨》……
“內戰的主要責任在國民黨！”梁漱溟毫不隱諱自己的觀點。
國民黨政府求和，共產黨提出若干條件，其中之一便是懲辦挑起內戰的戰爭罪犯。
“別的什麼都還可以商談，唯獨這一條不能談！”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道。
“這一條必須談！戰爭打了幾年，死了這多人，禍害了國家民族，究竟誰主張打？戰犯是誰？為什麼不受到懲辦？內戰是國民黨方面挑起的，現在不能逃脫責任。為什麼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內戰中可以死，而在這場戰爭中主謀決策的人不能死？孫科憑什麼說懲辦戰犯這一條不能談？在我看來，恰恰相反，作為國民黨要人之一，應該把戰爭的罪責首先放在自己頭上，這才像一個孫中山先生的後人！我要是孫科，處於此時此地，就有決心以自殺謝罪天下人！我以為目下國民黨自李宗仁代總統而下，統統應該辭職下野，承擔發動內戰的罪責，向國家、民族、百姓認罪，這才有可能重開和談，結束戰爭，實現和平……”梁漱溟言論道。《大公報》竟也一諾千金，原文照登。
幾乎與此同時，梁漱溟的同齡人宋慶齡同樣發表宣告《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宣告》，同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今天，我們的國土已經沒有外來敵人的威脅。但威脅卻起自國內，起自內戰……目前的危機不是哪一邊——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勝利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的問題。懸於天平之上的不是黨權的問題，而是人權的問題……國共談判是不能得到最後答案的，最後的答案必須由中國人民來決定……正確地理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且在今天正確地運用它……民族主義在今天的意義是：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這個國家裡，有許多不同的政治見解。我們必須有一個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見的政府……”宋慶齡一如既往，把自己的重點放在民生上：“民生主義在今天的意義是：不能再讓人民忍受飢餓，而貪官汙吏卻在積累鉅額的財富，忠實的公務人員則沮喪失望。”
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4號的宋慶齡，收到了許多希望她重訪美國的邀請，宋慶齡的答覆是：“當孩子有死亡危險的時候，母親是不應該離開家的。”
勝利後幾年來，毛澤東在延安發言，坐飛機到重慶發言，這一年，他用他的百萬雄師發言，用他那膾炙人口的詩詞發言：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1893年出生的幾個同齡人，辛亥年，第一次驚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振臂一呼，獻身革命。抗戰年，第二次驚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條戰線，振臂一呼，獻身救國。勝利後這三年來，他們中的三人，熱而誠、慨而慷地振臂一呼，雖不再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但同樣驚人一致地為了中國、為了民生。可是這一次，他們當中有一人，盧作孚，一言不發。勝利後，他說過要建設中國現代化，他說過要把中國把世界建設成花園一樣。可是，對中國向何處去，具體到何黨領導，誰來執政，盧作孚從未說出一句，也未見親友一句回憶，更未見忠於史實的史家對此有一字記載。對此，盧作孚還是一貫的個性，先做，後說。或者索性不說。但勝利後的他，對這一問，肯定想過。1946年，範旭東留下一句遺言，“中國的事難做”。與範旭東同樣的實業界鉅子、同樣一生講究做實事的盧作孚，肯定想過。今後，要在什麼樣前途與現狀的中國，自己想做的事才好做，才能做？盧作孚不會只想，只是不說。雖然不說，但一定殫精竭慮，深思熟慮，不然，就無從解釋三年後又一場深謀遠慮排程得力的大撤退。
歸來
花生當然都進了孫女的嘴。孫女說：“爺爺不吃？”爺爺說：“爺爺要吃就吃一個殼中有五顆的！”孫女傻乎乎地滿袋子翻找，咿咿呀呀嚷嚷著：“爺爺要吃五顆的花生！”爺爺暗自得意，竊笑。爺爺當然無從知道，多年後，孫女真找到了“一個殼中有五顆”的花生，把這花生供在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