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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收服的同時，遇到了抵抗，也有了清剿的需求。比如對於左良玉、鄭芝龍、張獻忠等等這樣的勢力集團，就必須如此。
好在，如果仙人真的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表現出刀槍不入或者各種匪夷所思的能力的時候，無論多麼自信的人，也會有絕望之感。
於是，在姬慶派出的子體飛天部隊的接觸之下，左良玉、鄭芝龍、張獻忠等等大勢力，都歸降了大明朝廷，各項整編工作，也在進行當中。
就這樣，在姬慶來到大明一個月的時間之內，除去滿清外所有不受控制的勢力都被掃蕩一空，大明對於地方的統治也重新恢復了正常，各項改革措施、新的制度也在進行當中。
大明的未來，會越來越好。
第三卷有明一代第一百一十八章大明新生
更新時間：2011…12…16
一個月的時間，京城反腐行動早已完畢，總共收穫了超過六千萬兩的鉅額不明財產，大批獲罪的官員、皇親、貴族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而隨後擴大到全國範圍內的反腐行動，更是收穫了超過十億兩白銀價值的鉅額不明財產。這裡面白銀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黃金，大部分是土地、房網、廠礦之類。超過十億兩白銀的價值，可想而知，這個時代的官員、皇親、貴族貪汙腐敗起來有多麼的恐怖了。
當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在反腐行動之中，無數的鉅商落馬，這些馬無夜草不肥的傢伙，可謂把官商勾結的勾當做到了一個極致。
這裡面，不得不提一下晉商集團。
晉商的發家路不是血淚史，而是漢奸史！兩萬萬漢人的血淚史！假如沒有晉商做漢奸出賣戰略物資，姬慶那個時空滿清未必有能力進關，即便明亡，換個漢人朝廷，想必也不會防備漢人像防賊一樣。滿清幾百年，科技、文化、經濟跟明末比一點進步都沒有。
崇禎初年，小冰河時期帶來災荒已經讓東北的民生徹底崩潰了，後金統治區雖然只有七十萬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價曾高達八十兩一石，布也要二十兩一匹。歷史上依附後金政權的晉商提供了皇太極全部的火藥、八成的糧食和超過六成的金屬。
透過晉商，後金才可能把劫掠來的財物、古董和金銀購變成糧食，來養活被擄掠來的幾百萬人口。遼東的米價最終降到了一兩四石，人口增加了數倍，糧價卻壓到了最峰時的幾百分之一。晉商八大家在崇禎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萬的銀兩，還因為這些功績得到了清朝御賜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後山西富甲天下二百七十餘年的傳奇。
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後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援，後金政權對於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後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因此，後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範永鬥召為內務府皇商，入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託，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清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後勤之需。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佔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係，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有著相當影響。
不僅如此，在滿清檔案中，晉商為後金提供的京畿情報，細緻到每個關口的守將的姓名、士兵的數量和裝備的細條，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軍情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