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的門窗又被關死，這種時候，瞭解對方在幕後到底想些什麼，做些什麼，自然十分重要。
蔣介石決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場，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政法系，雖然學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卻根本進不了外交部（“政治學西洋，軍事學東洋”嘛，他把次序弄錯了），回國後只能在大學裡教教書，寫寫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國，自言“從政七年如咯血”
這個時候的高宗武，相當於還未受過什麼挫折的大學畢業生，剛剛進入人生的跑道，年輕力壯，精神抖擻，縱然一時未得機遇和垂青，可對美好未來始終抱著無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紮實的日語功底，據說留學東瀛八年，連日本人都以為他是正宗本國人。在此基礎上，他開始進一步研究日本政壇動向，曾在《外交評論》上一連發表十四篇論文，篇篇內容不離日本問題，讓一度對日本國情不甚了了的國人大開眼界。
人們開始悄悄議論，那位年輕的日本問題專家究竟是誰？
只有奮鬥，才能收穫好的結果，小高你快要有戲了。
到了1933年，由於日本退出國聯，中國國內普遍對國聯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視，高宗武身逢其時，接連受到國內軍政兩界的頂級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的接見。蔣介石甚至還親自把小高老師請到家裡，聆聽他的見解。
1934年，高宗武被調到外交部，此後沒多長時間就從一個普通科員，升為亞洲司科長、副司長。第二年又一躍成為亞洲司司長，參與對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年他才三十歲。高宗武曾經說過，他年輕時從來沒有缺過錢，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錢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三十歲，我們沒準兒連做房奴、車奴都還沒有資格，可能是一個公司的小職員，一個工廠的小工人，一個商店的小店員……反正大多脫不開一個“小”字，可人家卻已是堂堂司長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運也實在是夠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參加通郵談判。當時日本方面想透過實現關內外通郵，來迫使南京政府事實上承認偽滿。高宗武在黃郛的幫助和指導下，一方面拖延了時間，另一方面又在解決通郵問題的同時，巧妙地繞過了政治障礙和陷阱。
在那次談判中，年輕的高宗武表現出了一定的勇氣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這時慢慢顯露出來。
談判過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對日方代表直接說“不”，結果導致了談判當場破裂。走出談判會場後，他還認為自己當天的表現是成功的，黃郛會因此誇獎他，未曾料想後者搖了搖頭，大有不以為然的意思。
在黃郛這樣的外交老手看來，談判場上，作為弱國代表，不能只圖自己一時痛快，直接談崩是很冒險的，因此高宗武之舉，實屬“小孩子”才有的衝動。
高宗武年輕氣盛，一下子就來了性子，當即對黃郛說，如果產生後果，責任全由他一個人承擔。
黃郛看著眼前這個愣頭青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倒是他旁邊的殷同嘀咕了一句：這種談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們不能因為殷同後來真的成了漢奸，就完全否認他當時代表中方立場且爭取國家權益的努力。實際上，從他負責的談判來看，此人稱得上是精明無比，僅談判技巧一項，就遠非初出茅廬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黃郛的話來說，大家來進行這些談判，就是為國家“唱戲”的，僅僅是戲唱得好不好，夠不夠水平的問題。
可是高宗武並不願這樣理解，自己勇敢地對日本人說出了“不”，不僅得不到上級和同僚的肯定，反而還捱了批評，心裡面真是既委屈又窩火。黃郛老前輩的資歷和身份在那裡，他不能明頂，對殷同就不客氣了：你不是笑我想當英雄嗎？告訴你，我離開南京之前就沒想過要做英雄，更不會靠日本人來當鐵路管理局局長。
殷同當時擔任北平市鐵路管理局局長，這句話明著就是諷刺他的，亦可見高宗武之年輕和不顧場合的意氣用事。實際上，若沒有黃郛後來的及時補救，通郵談判是難以繼續進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憑此取得成就和聲名。
我們也許會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個時段，旁邊都有這樣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長者相助，或者都有這樣允許你改正的機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