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為“不合格代表”，認為這哥們兒光想著別人，不顧自己國家利益，因而發出了召回戴維斯的呼聲。
中國跟日本打架，與我們有何相干，憑什麼要大家不買日本貨，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惱了，反過來跟我們打怎麼辦？
歸根結底，美國人是同情中國的，甚至也佩服你，願意幫助你，可如果要他們現在就為此承擔戰爭的風險，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國代表艾登自己當局外人，還“好心”地勸告戴維斯，說你們美國要是沒膽的話，就別管這類閒事了。
知道嗎，這個世上，制裁有兩種，一種有效的，一種無效的。無效的，只會惹怒對方而沒有任何用處（比如不買日本貨），而有效的呢，就必須冒戰爭的風險（例如爆發美日戰爭）。
你有沒有膽？
戴維斯承認自己無膽，於是無可奈何地答覆顧維鈞：算了，國聯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別奢望“九國公約”能制裁了。
絕望之中的顧維鈞看到了蘇聯代表，忽然靈機一動，趕快俯耳上去：你們蘇聯為什麼不在外蒙或東北邊境搞搞軍事演習呢，這樣也可以給小日本新增一點心理壓力呀。
那時蘇聯已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蘇聯代表大概都經過了肅反的考驗，一個個訓練得像他們的老大斯大林一樣狡黠。這位蘇聯代表轉而對顧維鈞說，軍事演習不是不可以，不過一定要有其他大國作為保證，即在蘇聯受到日本攻擊時進行援助。否則的話，我們是不會冒這種惹毛日本的風險的。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蘇聯代表指的這個大國，無疑是美國，可美國連不買日本貨都不願意，他怎麼肯做此保證呢？
當然，也不能說中國從國聯大會和“九國公約”會議上什麼都沒得到。最起碼兩個會議都譴責了日本，說明中日問題已經進入了國際化階段，中國從此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
可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今後有用，也只會在以後的漫長日子裡才會顯示出積極影響，對於彼時的中國來說，屬於遠水解不得近渴，一點忙都幫不上。
外國干涉失敗了，暫時只能靠自己。
就在這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調停。
與上一次對德國人態度冷淡不同，這次蔣介石不得不認真考慮一下中日是否要進行直接談判。
“九國公約”永遠地“暫停”了下去，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為此惹上麻煩，關鍵問題是中國手上沒了籌碼，近階段的戰爭毫無疑問是打輸了，無論北方還是南方。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談判縱為下策，卻並不是絕對不能接受。
雖然蔣介石已緊急釋出遷都令，把政府遷至重慶，準備繼續與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圍氣氛發生的顯著變化，仍讓他備感傷心和失望。
同是一個朝廷之上，幾個月前，眾人無不慷慨陳詞，擼袖子的擼袖子，伸拳頭的伸拳頭，都嚷嚷著要好好地教訓一下小日本，所謂“低調俱樂部”，不是公開場合隨大溜，就是私底下成為被大夥譏笑的物件。
可是僅僅幾個月之後，隨著前方軍事一再失利，高調已幾乎完全被低調所湮沒。那個“俱樂部”就不用說了，文臣之中，從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到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居正，都極度動搖，力主求和。
要說這些老派與文人組成的文官會膽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預知的，問題是，現在就連武將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還有想投機取巧的。
獲悉陶德曼有意調停，孔祥熙一下蹦起來，認為這是天賜良機，絕不可失，建議蔣介石趕快趁勢“乘風轉舵”。
蔣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們都是這樣一種情緒，心裡也很不得勁兒。在瞭解到日方的“議和條件”與之前沒有什麼不同後，他表示談是可以的，但日方條件絕不能作為最後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認自己是戰敗者。
隱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條件我是否接受，還得具體看談判結果。
他特地強調，不管怎麼談，華北主權絕對不容喪失，也就是必須取消“塘沽協定”。
在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中，蔣介石記錄下了其真實用意：“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
無奈對方並不中計，說是要談，然而日軍進逼南京的步伐未有絲毫減慢，而對日本人習性逐漸瞭如指掌的蔣介石同樣不敢有絲毫懈怠，雖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數朝中要員早已遷至陪都重慶，但他本人一直親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蔣介石在中山陵園官邸內召集了緊急會議。
會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