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把年輕人說的話翻譯給沃爾特聽之後，他對我說道。
“您該不會是想把大夫招來，然後讓他們把飛機開去雅典吧？”
“如果我死於腹膜炎的話，您可得為我的生命負全部責任！多麼沉重的負擔啊！”沃爾特雙膝跪地呻吟著。
這些年輕人笑了起來。沃爾特裝腔作勢的樣子讓人無法抗拒。
年齡最大的那位給我指了指不遠處的排程室。那裡的牆壁上掛著一部老舊的固定電話。除此之外，在這間被當作排程室的小木屋裡面只有一把椅子和一臺可能是戰爭年代殘存下來的高頻收音機。他拒絕為我們撥出求救電話，因為如果我們的欺詐行為被揭穿，倒黴的就會是他。他可不想讓他嚴厲的父親又多一次管教他的機會。沃爾特站起身來，遞給他幾張鈔票，試圖說服我們的這位新朋友，就算挨一頓揍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現在您都開始賄賂小孩啦？您真是越來越厲害了！”
“我打算跟您分攤這筆費用呢。不過，如果您願意承認您跟我一樣覺得這很有趣，我就全額埋單！”
我可不想撒謊，於是拿出錢包準備為這次的欺詐行為掏錢。於是，男孩拿起了聽筒，轉動著手柄。他告訴醫生自己需要緊急協助，有個遊客疼得渾身抽筋，大家把他送到了跑道邊上，希望能派飛機來接他。
半個小時之後，我們聽到了逐漸迫近的馬達轟鳴聲。沃爾特再也不需要蹲在地上假裝肚子疼了。突然，一架小型單翼飛機從我們頭頂低空掠過，沿著跑道向前滑行。它先是在跑道上顛了三下，然後才停穩下來。
“現在我終於明白它為什麼叫‘小鳥’了。”沃爾特嘆著氣說。
飛機向後一轉，朝我們靠近。直至來到我們身邊時，飛行員才關掉了馬達。螺旋槳又轉了一陣子，年輕人們咳嗽了幾聲，然後一切恢復了平靜。他們一聲不出，專注地等著看接下來會發生些什麼。
飛行員從飛機上走了下來，摘下了皮革頭盔和防風護鏡，跟我們打招呼。前來的醫生叫蘇菲·舒沃茨，70歲上下，舉止優雅，有些像阿梅莉亞·埃爾哈特（著名女飛行員及女權運動者）。她用流利的英語問我們當中哪一位生病了，口音略帶一點德國腔。
“是他！”沃爾特指著我大叫。
“您看起來也不是很難受啊，年輕人。您到底怎麼了？”
問題來得太出其不意，我實在沒辦法為沃爾特圓謊。我向這位女醫生坦白了我們所有的情況。她最後打斷了我，點燃了一支香菸。
“如果我理解得沒有錯的話，”她對我說，“您讓我改變飛機的航向，是因為您需要一個私人交通工具送您去雅典？您的膽子可真夠大的！”
“這是我出的主意！”沃爾特嘆了一口氣。
“不管怎麼說，這都是很不負責的行為，年輕人！”她用腳蹍滅了扔在瀝青路上的菸頭，對沃爾特說。
“我感到非常抱歉。”沃爾特慚愧地說。
在一旁圍觀的年輕人們並沒有聽懂我們在說什麼，依然饒有興致地觀看著這場“演出”。
“警察在追捕你們嗎？”
“沒有。”沃爾特保證，“我們是英國皇家科學院的兩位科學家，我們現在的境況有些敏感。我們確實沒有生病，不過我們需要您的幫助。”他央求道。
女醫生似乎一下子放鬆了警惕。
“英國，我向上帝發誓我愛死這個國家了。我愛死戴安娜王妃了，她的遭遇真悲慘！”
看到沃爾特畫著十字，我暗想他的表演天賦到底有多麼深厚啊。
“問題是，我的飛機裡只有兩個座位。”女醫生繼續說，“其中還包括我的。”
“那您是怎麼把那些傷病者運出去的呢？”沃爾特問她。
“我是一個四處飛行的醫生，但不是救護車。如果你們打算擠一擠的話，我想我應該還是能成功起飛的。”
“為什麼說應該？”沃爾特不安地問。
“因為這樣會稍稍超過飛機所允許的載重量，不過這條跑道應該沒有看起來那麼短。如果我們全力加油，拉緊閘，應該能達到飛起來的速度。”
“否則的話？”我問。
“啪嗒！”女醫生回答道。
用絲毫不帶口音的希臘語，她要求年輕人們遠離跑道，並請我們倆跟著她走。
在轉動飛機以便重新出發的時候，她向我們講述了她的故事。
她的父親是德國猶太人，母親是義大利人。在戰爭期間，他們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