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對德戰爭的關鍵時刻，他們對猶太人的獨特態度和1917年特殊的客觀環境結合起來，使得勞合·喬治和貝爾福確信：對於英國取勝來說，猶太復國主義是必要的。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貝爾福宣言》1917年春，美國參戰，俄國發動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明顯，女王陛下的政府主要關注如何將俄國保留在協約國行列內，”一位重要的英國官員解釋說，至於美國，“如果猶太人迴歸巴勒斯坦成為英國政策的目的之一，很可能會對美國政府產生正面的影響。”即將訪問美國的貝爾福告訴他的同僚：“現在美俄的絕大多數猶太人明顯支援復國主義。”如果英國能發表一個支援復國主義者的宣言，“我們應該可以在俄國和美國開展極其有效的宣傳”。
英國人知道，德國人正在考慮一個屬於自己的復國主義宣言，因此應該加緊向俄國和美國宣傳——畢竟，復國主義是德國和奧地利人的主意，1914年以前復國主義者一直以柏林為基地。1917年8月，當傑馬勒帕夏這個耶路撒冷的獨裁者訪問柏林時，他會見了德國的復國主義者，奧斯曼大首相塔拉特帕夏勉強同意促成“一個猶太民族家園”。與此同時，艾倫比將軍正在巴勒斯坦邊境秘密準備進攻。
這些才是英國支援復國主義的真正原因，與魏茨曼的個人魅力無關。此時時間是極其重要的。貝爾福宣稱：“我是一個復國主義者。”可能正是復國主義成了他唯一真正充滿激情的事業。勞合·喬治和丘吉爾——此時的軍需大臣——也成為了復國主義者。那個興奮的牛虻馬克·賽克斯勳爵，此時也已經進入內閣，他突然相信英國需要“全世界猶太人的友誼”，因為“沒有偉大的猶太民族支援我們，我們不可能完成這項事業”——也就是贏得這場戰爭。
並非所有內閣成員都同意支援猶太復國主義，他們之間論爭不斷。前印度總督寇松勳爵問道：“怎樣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勞合·喬治辯論說：“相比阿拉伯人，猶太人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幫助。”印度事務大臣埃德溫·蒙塔古是一位飽受折磨的猶太人、一位銀行繼承人，還是赫伯特·塞繆爾的表親，他激烈地爭論說復國主義可能會引起更多的反猶主義。許多英國猶太要人同意他的觀點：摩西爵士的侄孫克勞德·戈登史密斯·蒙蒂菲奧裡受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援，發起了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魏茨曼抱怨他“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英國人，一方面又認為猶太民族主義只是猶太教的附屬物”。
蒙塔古和蒙蒂菲奧裡拖延了宣言的發表，但當魏茨曼來到白廳辦公時，他回擊並說服了休息室和國會里的猶太要人及英國貴族。他贏得了二十歲的多莉·德·羅斯柴爾德的支援，後者把他引見給了阿斯特家族和塞西爾家族。在一次晚宴上，他聽到克魯侯爵夫人告訴羅伯特·塞西爾勳爵說：“這棟房子裡的所有人都支援魏茨曼。”在英國猶太人的無冕之王沃爾特·羅斯柴爾德勳爵的幫助下，魏茨曼擊敗了他的猶太對手。勞合·喬治和貝爾福在內閣中隨心所欲。“我已經讓羅斯柴爾德勳爵和魏茨曼教授提交了方案。”貝爾福記錄道，他同時安排賽克斯負責談判。
法國人和美國人先後表示贊同，這為10月底的決定掃除了障礙：在艾倫比將軍佔領貝爾謝巴當天，賽克斯找到了正在內閣辦公室前廳焦急等待的魏茨曼。“魏茨曼博士，”賽克斯喊道，“孩子出生了！”
11月9日，貝爾福發表了他的宣言，隨後致函羅斯柴爾德勳爵，信中說：“英國政府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但應明確理解，不能做任何損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猶太人公民和宗教權利的事情。”阿拉伯人後來控訴英國這種忘恩負義的背叛——英國曾同時將巴勒斯坦許諾給謝里夫、復國主義者和法國人——英國的背信棄義成為阿拉伯大起義神話的一部分。這當然很諷刺，那些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許諾都是戰時、短期、欠考慮和緊急政治權宜的結果，要是在正常情況下，雙方都不會得到這樣的許諾。賽克斯愉快地表示：“我們向復國主義、亞美尼亞人的解放和阿拉伯人的獨立作出承諾”，然而矛盾重重，敘利亞已被明確許諾給了阿拉伯人和法國人。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在寫給謝里夫的信中既未提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也未將這座城市許諾給猶太人。《賽克斯—皮科協定》明確耶路撒冷是一個國際城市，並且復國主義者對此也表示同意：“我們想讓聖地國際化。”魏茨曼寫道。＇6＇
《貝爾福宣言》旨在將俄國猶太人從布林什維克中分裂出來，但就在宣言發表的前一天晚上，列寧在聖彼得堡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