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證耶路撒冷的繁榮，因為奧斯曼帝國強大的五百人衛戍團紀律敗壞，臭名昭著，還有打劫的貝都因人、暴動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貪贓枉法的大小官吏，這些勢力時不時互相纏鬥，耶路撒冷深受這些力量的困擾。大馬士革總督每年都會帶一隊人馬跑來耶路撒冷一次，以收繳稅款，城內人口因此降至八千人。＇3＇
沒有歐洲人支援的猶太人，遭受的痛苦極為深重。一個來自波蘭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基大利（Gedaliah）寫道：“阿拉伯人經常當眾冤枉猶太人，如果被哪個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猶太人只會縮著身子走開。惱怒的土耳其人氣急敗壞地用鞋子羞辱毆打猶太人時，也沒人會幫助猶太人。”他們居住環境窘迫，還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兩百戶猶太家庭逃離此地。隨著“迫害和勒索與日俱增”，一個猶太朝聖者在1766年這樣寫道：“我不得已在晚上從城裡逃了出來，每天都有人被投進監獄。”
基督徒內部之間的仇恨甚於其對異教徒的仇恨。的確，比如方濟各會士埃利埃澤·霍恩（Elzear Horn）神父，他將東正教稱為“嘔吐物”。每個教派都樂於看到他們在教會內部的對手受到一次又一次慘重的打擊，成為窮光蛋。每個教派都樂意看到同教對手在教堂內遭受骯髒不適和貧窮的羞辱。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和基督教內部的爭鬥意味著有三百名世代駐留的教士每晚被鎖在教堂裡。在愛維亞看來，他們“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們正生活在永久的圍困中。食物從門上的洞口被遞進來，或藉助一套滑輪裝置傳遞到視窗。這些僧侶——大多是東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亞美尼亞人——他們居住的地方狹小、溼熱，“頭痛、發燒、腫瘤、腹瀉、痢疾”使他們苦不堪言。聖墓大教堂裡的茅坑讓人活受罪，那裡臭氣熏天：每個教派都有自己的茅廁，但霍恩神父聲稱，方濟各會“受臭氣折磨尤甚”。東正教會一間廁所也沒有。而那些窮得叮噹響的小教派信徒，如科普特人、衣索比亞人和敘利亞人，只能靠討好別人，如為東正教會倒汙水桶以掙口飯吃。難怪法國作家康斯坦丁·沃爾內（Constantin Volney）聽說“在敘利亞，耶路撒冷人被說成是道德最敗壞的一類人，他們罪有應得”。
當法國再次為方濟各會贏得聖地“最高守護者”的稱號後，希臘東正教殺了回來。1757年聖枝主日的前夜，希臘東正教會伏擊了聖墓大教堂圓形大廳裡的方濟各會，“他們操著棍子、狼牙棒、鉤子、匕首，揮舞著刀劍”，從柱子後面衝出來。他們舊習難改，砸爛油燈，撕掉織錦。方濟各會逃往聖救世主修道院，在那兒他們被圍困住。這種黑手黨式的黑幫手段奏了效：蘇丹轉而支援希臘人，給了他們對教堂的支配權，直到今天。眼下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在巴勒斯坦趨於土崩瓦解。18世紀30年代，一個貝都因領袖查希爾·奧馬爾·扎伊達尼（Zahir al…Umar al…Zaydani）在加利利打下了一片北方領地，其大本營設在阿克——這是唯一一次，除了曇花一現的叛軍外，由巴勒斯坦的一支阿拉伯土著部落統治巴勒斯坦的廣大地區。
“巴勒斯坦王”的興衰
1770年，一個叫阿里·貝（Ali bey）的埃及軍官與首領查希爾結成了盟友。阿里·貝得意洋洋，因為他得到了“捕雲者”的綽號（他擊敗了貝都因人而得此綽號，奧斯曼帝國認為貝都因人就像天上的雲彩一樣難以捉住）。兩人聯手攻佔了巴勒斯坦大部，甚至奪取了大馬士革，但蘇丹的帕夏仍固守著耶路撒冷。此時，俄國女皇凱瑟琳大帝正與奧斯曼帝國作戰，現在她派了一支艦隊開進地中海，在地中海打敗了蘇丹的海軍。捕雲者希望俄國人伸出援手，而俄國只對一樣東西感興趣，那就是耶路撒冷。俄國艦隊轟擊了雅法，隨後啟程進攻貝魯特。最終查希爾佔領雅法——但他和捕雲者能攻下耶路撒冷嗎？
查希爾派兵攻打耶路撒冷，但為城牆所阻。奧斯曼帝國在前線一敗塗地，遂向俄國人提出議和。在1774年簽訂的和約中，凱瑟琳和她的情人波特金親王迫使奧斯曼人承認了俄國對東正教的保護——而俄國人對耶路撒冷的日益垂涎最終將導致一場歐洲戰爭。＇4＇現在奧斯曼人可以重新奪回他們那些失去的省區：捕雲者被刺身亡，查希爾已八十六歲，不得已要從阿克逃走。查希爾逃跑時發覺自己最寵愛的妃子不見了——“不能把她一個人丟下。”他說——於是他策馬迅速返回。當他一把將那女子抱起時，後者將自己那年邁的情人哄勸下馬，最後一群刺客突然出現將查希爾刺死，並砍下了他的頭顱。首任“巴勒斯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