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基本除了直接來軍隊，相當於是中國可以全面影響邦特的一切權利，需要的援助人員數量達到幾萬人，加上家屬可能差不多近10萬。
這讓中國也是有些左右為難。雖然是一次中國勢力全面進入非洲的好機會，但是這國際名聲卻不好，它與中國一直強調的不尋求世界霸權的言論相矛盾，而且太急反而會讓非洲其他友好國家疑懼，生出無數誤會和反感。
因此中國政府反而要非常慎重的考慮。就是為這個雙方討論的時間最長。
崇浩一眼看出這是大元老以退為進的計策，實際是一種借雞生蛋，利用祖國的力量培養自己的人員，鞏固強化當地的華人勢力，同時加強了和中國的緊密關係，依靠中國來對抗美國和歐洲列強的壓力。
當年中國的《對外援助法》也是經過長時間的實踐討論才基本透過的。
中國周邊國家也經常出現一系列自然災害，給受害國帶來比較嚴重的影響，中國感同身受，果斷地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但海嘯、地震、自然災害、金融危機、流行疾病、環境汙染等事件的出現，也向中國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挑戰。那就是如何持續高效、量力而行同時又能夠科學地向受援國提供援助。
作為一個負責的地區大國，中國對於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穩定有著越來越大的責任，中國的睦鄰、富鄰、安鄰政策也要求中國為這一地區其他國家的發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當這些國家遇到困難或自然災害的時候，中國更應該伸出援助之手。
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大國，中國與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與這些國家歷史遭遇相似，發展階段相近，經濟互補性很強，也需要相互援助、互利合作。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對第三世界的援助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對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體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與非洲國家關係五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原則。這些原則確定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場。中國的對外援助思想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之上的，是有別於西方國家以干涉別國內政為主要目的對外援助政策的。
在改革開放前的特殊年代，中國採取只對外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作法。中國唐山大地震時，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中國謝絕了國際上所有的援助。但中國給予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以及一些非洲國家的援助是巨大的。有些產品中國人自己沒有享用，而是直接援助國外。可以是說犧牲自己、幫助他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推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對外交往能力得到飛速的提升。在與發達國家交往的同時，中國仍然把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時注意糾正歷史上的一些錯誤作法，改變了政治第一政治掛帥、經濟單純為政治服務的作法，鼓勵發展中國家把發展經濟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力求形成與這些國家互利雙贏的共同發展模式。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也開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色，創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經濟合作規律的新的作法。
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序的推進和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貧富分化局面的加深，南北問題十分嚴重，隨之而來的是援助與相互援助成為國際關係中日益頻繁的現象。
這就給中國對外援助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為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中國面臨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的援助課題，所以對於援助的方式、援助的範圍、援助的數額都需要上升到科學決策的層面，這些課題解決得好壞，不僅關係到受援國的利益，也關係到中國自身的長期發展。
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外交就必須向著專業化、科學化、綜合化和理性化方向發展，避免主觀臆斷、感情用事對外交和國家利益的損害。一個決策科學化、法制化、腳踏實地的強大中國，也才能夠真正長期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和信任。
而對外援助的法制化就是理性外交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根據自己形成的有中國特色、體現大國風範同時又具有較強指導意義的科學務實的《對外援助法》。其中主要總結了三個原則來規範對外援助。
首先應該有較強的針對性。應該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相聯絡，援助那些可能帶來持續發展的專案，而不是立足於一次性補償。援助還應該與這些國家的市場培育相聯絡，鼓勵他們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助於經濟互助和貿易的展開。
其次，援助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道義層面，也是政治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