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還有就是關於收益方面的，我們可不能白白便宜了高麗棒子。他們可以出人，出場地，我們可以出錢，但拍出來後，我們必須佔到八成以上的收益才行。”
陳鋒對收益這些方面不是很關心，便說道：“這方面你自己看好了。”
“對了，小鋒，若是讓我們來指定韓國導演人選的話，你心目中有沒有合適的人選。”楊天明問道。
陳鋒聞言腦中非常順利的就找到了這部《大長今》的原編劇“李炳勳”的名字，便自然的回答道：“我看就選李炳勳吧，他是韓國非常著名的古裝劇導演。相信韓國的kbs方面應該會同意這個人選，說不定他們本來也就屬意這個人。”
在韓國幾年後進行的“對電視最有影響力的”的人物評選中，李炳勳導演不僅躋身前十，而且成為導演排名的第一人——這個融匯了所有與電視相關的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的評比，更加凸顯了李炳勳本人對於韓國電視產業的貢獻。即使你不知道李炳勳何許人也，但但凡你對韓劇瞟上一兩眼，也不可能不知道《許浚》、《商道》、《大長今》。
這些片子雖然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風情，但其實是同大於異的。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可能是一種缺點。但李炳勳是固執的，他堅持自己的執導風格，他的作品從始至終都在張揚民族傳統與人文精神的魅力。從這一點上來說，在我們國內的導演身上是很難找到的。
李炳勳曾接受中央臺的採訪，他的回答是一致的：《大長今》的目的是把優秀的傳統文化傳遞給青少年。這樣的理念，和李炳勳一貫所堅持的。
當然，說起來，這樣的想法，並不僅僅是李炳勳個人的想法。李炳勳劇作的編劇和原著作者們，也應當是這樣的想法。毋庸置疑，這些想法，也不應當是這幾個人的想法，這是湧動在韓國社會的一股巨大的社會思潮：文化立國。我們透過很多材料，看到了很多韓國對於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所作的努力。李炳勳的歷史劇，就具有這方面的強烈意識。
而中國的歷史劇，缺的不是金錢、演員，而是一個基本的“前見”：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歷史劇？當然，歷史劇當然不一定要復原絕對的歷史，在原則問題上不出歷史之右也就可以了，因此倒也不必對劇情中反映的歷史做點點滴滴的考證。這不是關鍵的問題。以史為鑑，歷史劇和歷史學不一樣，它裡面所滲透的寓意，其實就是告誡我們今天應當如何生活的寓意。所以，那些歷史劇的導演們，怎麼樣來寫歷史，其實也就反映了他們想讓社會變成什麼樣子。至少，包括他們對社會問題，世道人生是怎麼理解的。這一點上的認識，中國大多的歷史劇導演們，顯然都還認識不夠，只是一味的“戲說”，讓人看完後，回頭就忘了，受不到多大的人生啟迪和教育意義。…；
李炳勳的歷史劇，先張揚的是堅韌不拔、勤奮努力、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把人生的目的和價值定位在不斷進取不斷奮爭以取得成功的理念之中。在他的劇作中沒有懶惰懦弱、朝三暮四、消極頹廢的人物形象，這很鮮明的表達著導演對於自身以及社會的企盼。在中國的歷史劇，我們很難看到這樣的人物形象，中國歷史劇中的人物，和生活本身似乎毫無關聯：他們衣食無憂、瀟灑自在卻又無所不能，即使有災禍，也必有高人相助，鴻運當頭。這美好的幻景不知可以給人以什麼樣的教益，這樣的生活似乎只有神仙才能過的。其實，仔細看看，這樣的人物，要麼出身富貴，要麼身後“福星高照”，他們總有各種各樣的特權，可以利用各種各樣的資源，他們可以有恃無恐，一切以自己為中心，是不是這樣的社會特權階層，本身就是我們的導演所企求的呢？
其次就是李炳勳的歷史劇對歷史的越，雖然故事的框架要真實，但劇中人的思維卻一點也不落後，對於陰謀詭計、戰爭掠奪、權力鬥爭，劇作都表達著鮮明的批判立場：最終的勝利者，永遠是堅守道義的一方，厚黑之道，也不是絕對不能用，但決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充分體現了李炳勳導演非常認可的一種人生觀：那就是一定要做個公道正派的人。社會一定是個公道正派的社會。所以，劇中人的成功，無論是做什麼，都不是依賴於權勢功利。這是一個非常現代的寓意：在一個變得越公正的社會中，別指望權勢和名利。所謂的平民視角和平民語言，倒不是不寫歷史的王族貴族，而是用什麼態度去寫。而中國的歷史劇，是不是囿與政治和社會的現實，我們的導演還把希望寄託在明君賢臣、才子良民的身上呢？問題在於，縱然社會是不令人滿意的，但導演總得有社會責任感，導演總的或多或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