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被稱為“鬼子兵的思想家”的中江兆民則有過之無不及。在其《三醉人經綸問答》中，中江兆民精心安排了“紳士君”、“豪傑君”與“南海先生”三人之間的一場“酒話”，採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方式暗示日本在“亞細亞那一大國”的利益。如果說中江兆民的侵華思想多少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那麼“日本亞洲主義的代表”岡倉天心就有些急不可耐了。他赤裸裸地鼓吹亞洲的一體化是“東洋的理想”、“日本的偉大特權”，他的這一套理論主張後來被軍國主義當局利用，成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根據。武者小路實篤曾經追求過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然而他更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大肆宣揚“日本主義”，“死的美學”等，鼓吹“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大東亞共榮圈”等。至此，日本思想界、文學界的侵華思想已經走完了從萌芽到成熟的整個過程。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文壇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侵略宣傳、戰爭叫囂與後來的軍國主義、法西斯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併為發動戰爭、全面侵華製造了“法理”基礎，進行名目張膽的文化挑釁。
可以說在日本侵華“國策”的形成過程中，日本文學家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之後，日本戰爭決策層越來越認識到，雖然戰爭的核心是武力戰，而擴大武力戰效果的則是經濟戰、思想戰、宣傳戰，其中尤其以宣傳戰的影響最大。
因此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後，日本軍部立即在全軍設定了軍報道部。在軍報道部的組織下，日本各報紙和新聞社派遣了空前陣容的隨軍記者進入中國戰場。當時，由各報社直接派遣的記者稱“特派員”，受陸、海軍委託派遣的則成為軍隊文職人員，隸屬陸、海軍省報道部，稱“報道班員”，他們分別穿著不同的制服，也佩掛胸章，其中享受高等官待遇的還與作戰部隊軍官一樣佩戴軍刀。在大舉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日本政府開始進一步強化國內的軍國主義體制，要求舉國一致進行侵略中國的戰爭。
為配合日軍戰場上的進攻，日本在全國實施“文壇總動員”。絕大多數日本作家都以各種方式“筆徵”，積極服務於日本侵華戰爭的需要。盧溝橋事變之後的第四天，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迫不及待地召集各新聞通訊社的代表“懇談”，要求他們全面“協力”日本的侵華戰爭。7月13日，近衛文麿又召集日本幾家著名的雜誌社———《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的代表，向他們提出配合戰爭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釋出《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9月25日負責戰爭宣傳的“陸軍情報委員會”升格為“內閣情報部”。至此日本的戰時文學政策已經初具雛形，日本國內的報刊、廣播等輿論工具也開足馬力，向國民全面展開了規模浩大的戰爭宣傳。
“七七事變”之後，日本一些文人、記者，以及“士兵作家”、隨軍僧侶等，紛紛攜筆走上戰場進行“筆徵”，組成鮮為人知的“筆部隊”。他們以筆為槍煽動“聖戰”、美化戰爭，為侵華日軍歌功頌德。與那些在戰場上殺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兵朝夕相處的，還有一批日本文學家、記者、詩人等。
“筆部隊”主要由隨軍記者、士兵作家和職業作家三部分組成。這些“筆部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行“筆徵”，或為侵略戰爭搖旗吶喊，鼓吹侵略，美化戰爭；或一手操槍一手握筆，一邊親自參與屠殺，一邊宣揚“聖戰”和“武功”；或參加各種軍國主義文化和文學組織，炮製“戰爭文學”……
“筆部隊”的採訪報道必須嚴格遵照軍部的要求，從而完成“筆徵”的使命。所以“筆部隊”熱衷於採訪報道那些在日本已有知名度計程車兵。友田恭助本名伴田五郎，1899年出生於東京，在應徵之前是一位當紅的話劇演員。在淞滬會戰爆發後的第十天，友田恭助在進攻上海渡過吳淞口時中彈陣亡。《讀賣新聞》隨軍記者真柄，冒著彈雨用攝影機在近距離拍下了友田恭助中彈倒下的過程，在日本國內播放後引起很大反響。
“筆部隊”更是長篇累牘不惜筆墨地渲染日軍的“英勇”與“無畏”。《東京日日新聞》以“百人斬，大接戰，勇壯向井、野田兩少尉”、“百人斬，超紀錄，向井106—野田105，兩少尉延長戰”為標題，刊登了這次駭人聽聞的“百人斬殺人比賽”。此外還連續刊登該報隨軍記者淺海、光本、安田、鈴木等4人，分別從江蘇常州、丹陽、句容、南京發回的現場報道，詳細報道了向井、野田兩人在無錫橫林鎮，常州車站，丹陽奔牛鎮、呂城鎮、陵口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