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把日本守備隊那點人放在眼裡，而且不時還往北平瞥幾眼，就不大聽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顯示自己不是走狗，這是種什麼“走狗心理學”？
一天晚上，駐山城鎮日本鐵路守備隊，突然包圍了於芷山所在的德裕糧棧。這糧棧是個城中城，院牆高厚，四角炮樓，一個裝備精良的衛隊連守衛，可見是日軍，誰敢動手呀？日軍闖進來，衝黑暗處射擊、投彈，到處搜尋於芷山，見人就問“太君的在哪裡”。這德裕糧棧是於芷山開的買賣，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糧棧，鑽進個麥垛裡，連部下都不知道他哪裡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說這是“一次沒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實，日本人真若把於芷山幹掉了，他手下那幫死黨能老實？東邊道亂套了，日本人豈不是更麻煩？因而，這更可能是一次馴狗行動，揍一頓，讓你明白你是個什麼東西就行了。而經過這一劫，於芷山也果真確認了自己的身份，學乖了，老實了。
東邊道鎮守使署所屬3個步兵團，1團團長姜全我帶2營駐守鳳城縣城。“九一八”事變第二天早晨，官兵毫無知覺，照樣出操。日軍派個翻譯和兩名軍士，說找姜團長有事。哨兵認識這個翻譯，順利進入軍營。姜全我在被窩裡被叫醒，翻譯說守備隊板津隊長請團長有事相商。走到日軍設伏地點被俘，又被日軍帶回營房，這位少將團長就下令部隊投降。7連田連長不降，姜全我的兒子在7連，說你抵抗俺爹就沒命了。日軍一槍未放佔了鳳城，姜全我則一路高升，直至熱河省長。
1935年秋，日軍在札幌附近舉行陸軍大演習。天皇以三軍最高統帥身份，邀請各國派遣武官團參觀，於琛澂是“滿洲國”武官陪觀團團長。各國武官相見，除德國和義大利外，沒人和他握手。演習結束舉行宴會，當日本天皇舉杯為哪國元首的健康乾杯時，全都起立舉杯。輪到“滿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漢奸和德意兩國武官外，沒人響應。於琛澂後來感嘆：“這個漢奸也不易當啊！”
無論這漢奸當得如何不易，也無論奴才對主子有多少意見、牢騷、怨氣，溥儀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著，於琛澂怎樣動輒尋機發洩，能夠驅動他們，使那對國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騰起來的，都只能是個“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財富，我的榮華富貴。
他們的名字叫“漢奸”，漢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這個姜全我，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是隻有日寇才能提供給他們的。
“抗日反滿不併提”，以為並提就會把他們推到日寇那邊去了，不併提就能把他們拉到抗日這邊來了，是這麼回事、有這麼回事嗎？
殺雞駭猴——凌升之死
1932年10月，偽興安總署長官和偽興安東省省長、偽興安北省省長等人赴日本參觀時，首先參拜天照大神神社。偽興安北省省長凌升不高興了，責問總署總務處長白濱晴澄，說我們是來參觀風景和名勝古蹟的，不是來參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們拜它有啥用？又說這次參觀計劃沒經過我同意，為什麼擅自決定？
1934年末，日本海軍少將山本五十六出席倫敦裁軍預備會議後回國，路過滿洲里，凌升和日本駐滿洲里領事設宴歡迎。宴會將要開始，凌升發現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領事，拒不入席。日本領事解釋說，請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領事應該坐主席。凌升說，我是省長，客人到了我管轄的地面，這主席就是我的。領事無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偽蒙政部召開興安4省省長會議，凌升列數日本人在“滿洲國”的不是，提出批評。他說蒙古人沒有實權，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裡。他說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話，不瞭解蒙古人的實際情況，怎麼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說興安地區歷來都是一個行政區，為什麼要分成4個省？他說日文的文書咱們不懂，怎麼實施？對於日本移民內蒙古草原，他說希望能留下呼倫貝爾作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並要求關東軍不要干涉地方政權，等等。
像扣住了機關槍的扳機，把主持會議的偽蒙政部次長依田四郎掃得瞠目結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們打得不知所措。
敢於如此放膽公然批評日本人的，凌升為偽滿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達斡爾族，“九一八”事變前曾任呼倫貝爾副都統。其父貴福，是位實力派人物，清朝後期執掌呼倫貝爾大權，在草原綠洲海拉爾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貴福一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