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張作霖由鬍子而“東北王”的發跡史，讓黑土地上的鬍子有了盼頭，渴望著有朝一日出人頭地，那麼正是像李範五的爺爺這樣的成功者，鼓動著山東、河北一代代闖關東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輩。
現在，二十二歲的縣委書記，卻不能不為與自己同樣家庭出身的同志的命運，更為寧安的抗戰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著把汗。
小趙臨走前交代，要把類似鄧吉生這樣的黨員統統開除黨籍。小趙是代表省委巡視工作，他的話就是指示，必須執行。但在沒有正式見到省委檔案之前，李範五還想等等、看看，因為他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結果小趙走後不久，交通員送來省委《關於吉東黨在反日戰爭新形勢下的錯誤及今後的任務》，反覆閱讀，一點兒轍沒有，執行吧。
立竿見影。
看到鄧吉生等人的下場，一些人就不幹工作了，一些“外白內紅”的甲長也躲著他了。一向活躍的縣反日會，連個會議也召集不起來了，許多人回家種地了，接替李範五任會長的孟仁甫去當私塾先生了。李範五找他談話，他說不是俺不願幹，是沒法幹、不能幹了。俺拋家舍業，拎著腦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還把你也連累了，你說還能幹嗎？
曲大爺是鴨蛋河一帶甚至是鶴立崗最有名的。他兒子在蘇聯讀書，同時蘇聯方面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經濟有變化，蘇聯不讓普通人過去做買賣時，蘇聯允許他過去做買賣。但是他將物品運過來時，他賣二、三倍的價錢來剝削群眾，一般農民是並不樂意他。但是他對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過境——筆者）走過去，就可以到他家裡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個客，甚至鬍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見著曲大爺的東西是不劫的。同時他和官僚軍閥也有很深的聯絡，所以我們稱之為“變相的買辦”。像曲大爺這類什麼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溝裡和山溝口是非常多，這都是有山裡風味的。
1933年5月，《關於中共湯原中心縣委半年來工作報告》中，講的這位“有山裡風味”的曲大爺，廣交朋友，什麼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寬，活得滋潤。東北各地都不鮮見這種“路路通”的人物，這是一種生存智慧。李延祿廣交朋友是為了反日救國，多個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這是最簡單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識了，卻違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會議”是把除了窮人之外的有產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半斤八兩的都當做了敵人。“1·26”指示信強調下層統一戰線，反對上層勾結，與“北方會議”一脈相承的都是這條階級路線。江橋抗戰的功勞，只能記在士兵的頭上，因為士兵是窮苦人，馬占山是軍閥、有錢人，不可能真心實意抗戰，階級本性決定的。而在產生本書的這個歷史階段，一成不變、始終如一的則是“擁護蘇聯”、“保衛蘇聯”，因為蘇聯是“工人祖國”、“階級祖國”，仍是一條階級路線。“親不親，階級分”是後來的話，其實東北抗戰十四年間，某種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這個階級陣營中還包括了日本的工農。“應該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利益相同的口號”，“現在日本作戰軍士兵極大多數由日本工農青年分子被強迫進來替日本法西斯蒂的當炮灰，所以他們對於統治者的憤恨和反戰情緒以及要求回國等日益成熟著。我們應當根據這個矛盾和弱點，並且我們善於利用這個矛盾和弱點，使之變為我們的後備軍。”
如此說來，“九一八”事變是不是就是虛構的了？關東軍士兵早就應該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和代表這些人利益的軍閥、天皇了？
第6章 慘烈東滿
“蘇維埃大哥”
延邊雖然是滿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種種特別的條件：一、日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勢力比中國統治勢力強大。二、在日領所屬之民會和分甲的二層支配之下。三、韓人住戶的數量比中日人住戶的總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經濟在日本金融機關支配之下。五、社會主義的影響比別處廣大深入，反面三民主義之影響的廣大，也可說在東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韓民有土地所有權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樸××給省委的報告》中開篇的一個自然段。
如今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位於吉林省東部，當年則是東南部。所謂東滿，即是指延邊地區。這裡是長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勢險峻，東鄰蘇聯，北接吉東的牡丹江（今屬黑龍江）地區，西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長之意），南隔圖們江與朝鮮相望。日俄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