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你認為會有什麼結果？”他說：“醫生不會留他住院治療。”我接著問：“醫生會不會診斷他有精神障礙呢？”他問：“他說的話和羅森漢那夥人一樣嗎？”我說：“是的。”他又問：“只有砰、砰、砰這類空洞的字眼，沒有其他症狀？”我說：“是的。”“我認為，他應該會被列入延後診斷的病例。因為光憑砰、砰、砰這類空洞的字眼，且沒有伴隨其他症狀，是無法提供充分資訊的。”他自信地說。
我說：“坦白地說，我做了這個實驗！”他說：“你在開玩笑吧？”我隱約聽見他聲音裡的防衛之意。他說：“結果呢？”我告訴他，我的診斷結果不是“延後診斷”，幾乎每位醫生都診斷我有抑鬱症的傾向，還開藥給我。他問：“哪一種藥？”“抗抑鬱和抗精神病的藥物。”他問：“哪一種抗精神病藥？”我說：“維思通。”他說：“噢！ 維思通的藥效很輕。”我複述他的話：“藥效很輕？”如果用牛奶做比喻，那這種藥就是低脂牛奶？
斯皮策說：“你和羅森漢一樣，對精神病學心懷成見，當然可以找到你們所要的結果。”我說：“我來到醫院，說我聽到“砰、砰、砰”的聲音。醫生根據這個症狀，給我診斷並開了藥，至於這些藥是否管用，是否安全，沒有人瞭解。這不是很奇怪嗎？”斯皮策什麼都沒說。
我在想，生物計量實驗室到底是什麼模樣？精神病學家究竟在那裡做什麼？他們在做生物計量，測量生命嗎？此刻，我彷彿看到斯皮策身邊有成堆的試管燒杯，分別盛著不同的液體，有憂鬱的海藍色、狂躁的電鍍綠色、平穩的淡紫色。斯皮策還是沒說話。我很想問他每天在實驗室裡，究竟做些什麼？他突然清清喉嚨，說：“我很失望！”聽得出他很頹喪。
斯皮策坦率而徐緩地說：“我想醫生就是不願意說：‘我不知道’。”我說：“的確！我也認為現在的醫生滿腦子只想開藥，因而影響了診斷結果，就像羅森漢當年的醫生，喜歡認定求診者必定異常。不管哪個時代，似乎都是一時風潮使然。”
20世紀70年代美國民眾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是英國的好幾倍，精神分裂症儼然成為流行病。時至今日，抑鬱症、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多動症的病人人數急速竄升，起而代之。這些耐人尋味的現象似乎反映了以下問題：一是多數人的感受和想法影響著某種疾病確診比例的高低；二是儘管DSM詳盡列出各種診斷的標準，可以杜絕草率臆測，可以正確分析病人過去的病史、病況發展，進而擬定治療計劃、估計以後的情形。但醫生們依舊未能嚴格依據這些標準做判斷。
沒有結果，但一步步前行
兩次實驗結果還是有所不同，因為我沒有住院治療。沒有一位醫生要求我住院治療。我雖然被貼上了錯誤的標籤，但未被監禁隔離。此外，每一位醫護人員都很親切。羅森漢等人感到被醫護人員輕視，而我卻受到親切對待。有位醫生輕拍著肩膀鼓勵我，另一位則告訴我：“我知道，聽到這種莫名其妙的聲音一定把你嚇壞了。我認為維思通可以馬上改善這種情形。”他的這番話讓我感覺分外熟悉，身為心理醫生，我也常對病人說：“對於你這種情況，這樣的治療是有效的。”這麼說並不是要炫耀自己很有能力，而只是想為病人做點什麼，給他們點慰藉吧！
我想我遇到的精神病醫生應該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而非愚昧無知，隨意開藥。有位醫生邊遞處方給我，邊說：“露西，千萬別掉進深淵裡，希望你一兩天之後能回來做追蹤檢查，你也知道我們這裡24小時都有人，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儘管來，千萬別遲疑。”當時我既羞愧又感動，我說：“謝謝你對我這麼關心，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他說：“讓自己好起來吧！”
自動玻璃門緩緩開啟，他走出診療室，我則走出醫院。天色已暗，滿天繁星好像印在黑色錫片上的硬幣，閃著冷冽的光芒，它們彷彿在責怪我。我轉身看見急診室燈火通明，裡頭傳來一陣淒厲的尖叫。急診室裡，人間苦痛紛然雜陳，但有醫生相伴照顧，視病如親，也算是精神病學人性化的一面，值得讚許。
羅森漢根據其實驗結果，認為精神病學不足以成為一門專科醫學。不過綜觀我們的疼痛門診、腫瘤中心、兒科病房，也有許多疾病不論是病源、症狀，還是病名，都一樣含糊不清。例如，癲癇與初期腦瘤的症狀就很難分辨。全憑醫生的判斷，我們不知道羅森漢究竟得了什麼怪病。我們只知道他無法說話，必須靠呼吸機維持生命。至於人為什麼會生病？生病後會怎樣？該如何治療才有效？我們一無所知。
我很想為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