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來勁了，“這是二十一世紀，你能裝個電燈不？每次來你這兒我都覺得自己回到七十年前舊社會，舊社會還有電燈呢！”
“貧僧是苦行僧，倘若和其他人一樣，電燈電視、熱茶熱飯，那還算什麼苦行？”這道理和他講了不下百遍，他卻從來沒有聽得進去。
“你這是自己折騰自己！”他撥著火堆裡燒焦的幹樹枝，“何必呢，和其他僧人一樣住有屋頂有空調的禪房多好，這破屋子，漏雨又漏風，真不知道你晚上是怎麼睡的！”
“心中無雜念，自然睡得香。”
熱水燒開，他找不著水瓶，又是一陣埋怨，“你怎麼連個保溫瓶都沒有？水燒開了放哪兒？！”
“就放那兒吧，”我隨手指向屋中唯一一張桌子說。
“放那兒回頭又涼了！”他急得跳腳，我看著好笑，這人多年來一點沒變過。
“你這老東西，笑什麼！”
“我笑你沒腦子，還有，我老了你可也不年輕。”
“好歹我皮相上還是年輕的，你看看你，臉都和樹皮一樣了！”
“皮相不過是迷惑世人的東西罷了，到老了、死了，不過一副枯骨，要它作甚。”
我們正說著，淅淅瀝瀝的雨就落了下來，他趕忙撐傘替我擋雨，不大的油紙傘當然遮不下我們兩人，他緊緊摟著我的肩將我抱在懷裡，傘頂蓋過我，一滴雨都濺不到我的身上。
面前的篝火堆被漸大的雨勢撲滅，我聽著他有力而規律的心跳好像瞬間回到七十年前，那時候他年少氣盛，我亦風華正茂，只是恰逢亂世、身不由己。
“你知道麼，今晚我是來接你的，”他說。
“接我去地府嗎？”我問。
“嗯，你陽壽盡了。”
“也罷了，我都活這麼一把年紀了。”
他不再說話，只是摟著我的手收得更緊了，好像我會逃跑似的。枕著他的肩頭，耳朵裡是淅淅瀝瀝的雨聲，閉上眼睛我彷彿看見了那一年的上海灘，他是大名鼎鼎的租界局局長，我只是梨園裡一個賣唱的戲子……
初次相識是在一次包場上，市長大壽包了我們戲園子擺壽宴，市長素喜武戲而我唱的是青衣，本是沒有我什麼事兒的，但那天市長夫人偏點了一出《牡丹亭》，而後想來也許那就叫命運吧。
一曲唱罷，我在後臺卸妝，偏有不速之客不顧規矩闖了進來，照梨園行當裡的規矩，青衣、花旦的化妝間是不能進外人的。
那人捧著一束白百合說是送給方才唱《牡丹亭》的那位角兒，而我那時早就卸好了妝換上長衫馬褂站在他面前，他四下張望找著他想要找的人卻不知近在眼前。待我告訴他真相，他目瞪口呆、久久不能回神，那模樣我一生都未曾忘記過。
我原本以為這層紙捅破了他就不會再來，因為在臺上無論我演得多像一個溫婉多情的女人，在臺下幕後我仍舊是個實實在在的男人。
然而事情卻出乎我的意料。
每每登臺，我必然能在二樓正對面的閣樓上瞧見他閉眼聽戲的身影，臺後也總能收到一籃花童送來的白百合，他從未正式露面卻始終在我的生活中徘徊未曾離去。
第二次相遇，是在他姊姊的婚宴上，他姊姊與姊夫是在我們戲園子裡聽戲相識的票友，請我們去唱戲算是做個紀念。我那時才知，他父親是當時民國政府的副總理。
戲院老闆知道我和他的那麼點交情，反覆囑咐我莫要和他多有瓜葛，他縱是再喜歡我，我們之間也不可能有結果，切莫說我們都是男人，就算我是女人，他們雲家的高枝兒又豈是我一屆戲子可以攀得上的。
唱完戲，他姊姊留我們用宴，特地留了一桌子好酒好菜犒勞我們，但有心人都看得出，我們這桌上不了檯面的人被安排在了最角落的位置，緊靠著下人們那一桌。
只是早就習慣了這樣的場面，也沒有多少介意，照樣該吃的吃，該喝的喝。從邊上下人們的議論裡也聽來了一點訊息，原來雲家來頭不小，那姑爺家卻也不是吃素的，竟是全國最大的織造商之子。
老闆說，一官一商，有權有錢，人家這才叫登對。意思無非是在暗示我，你一個小小的青衣，就算對雲家少爺動了心也是沒結果的事兒。這些不用他說我也是知道的。
用過了午膳該回去的時候，我卻被一個小丫鬟給叫住，說是少爺有請。我有拒絕之意，但又不能就這麼推辭了去，畢竟戲班子還仰仗著他們這些官爺。
和戲班子的其他人簡單交代幾句，我便隨丫鬟去了，其實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