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發過一篇文章，肯定長途販運對搞活經濟有好處，但不久後，便接到有關政府部門的批評，只得再發一篇文章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否定。又過了一段時間，政府的態度開始明朗，《人民日報》於是發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對長途販運進行了肯定。
就連長途販運這樣一件小事都經歷了數次的反覆，更惶論其他。直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上，才明確提出“改革無禁區”。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屬於摸索、試探階斷，可以說到處是禁區、到處是雷區。如果探索成功了，則會被視為先驅、功勳之士；如果探索失敗了，那麼連烈士恐怕都算不上，甚至有些人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時代要前進，需要這樣的勇士和“死士”去衝鋒陷陣。
1982年出現的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電機大王”胡金林，是當時被當地政府在對經濟犯罪進行嚴打的運動中內定為十個被槍斃的人之一。察覺到風聲不對的胡金林連夜潛逃，甚至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夾皮溝躲了很長一段時間。雖然兩年後他仍然被抓捕歸案，但已經躲過了風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條性命，更是在被捕後的第66天戲劇性地被宣佈無罪釋放。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從當初的一個全國通緝的“罪犯”，變成了改革開放的功臣和標誌性人物。
正如韓國的樸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書中所說，“我們沒有指望的，就像梨樹只能結梨，蘋果樹只能結蘋果一樣，因為我們是罪樹，再怎麼努力也會犯罪。”
在草莽中成長起來的黃氏兄弟，對原罪誘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構成了黃氏兄弟的精神核心，而由此核心所散發出來的外在性格，則勁透著一種強烈的江湖習性。在以後的創業生涯中，他們靠著這種江湖習性去打拼，並在原罪的困擾中數度沉浮。
引言
“還有哪一個城市比內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華？”
在內蒙古呆了一個月以後，黃光裕對此地開始感到有點厭倦。他覺得，廣闊的內蒙古人煙稀少，不夠繁華，於是詢問大哥黃俊欽，有沒有更好的選擇？黃俊欽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還有北京。”
黃光裕拿出地圖來一查，發現北京果然很大，應該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了。於是他帶著幾百塊錢，一個人毫不猶豫地跑了過來。
這一年他17歲。一年後，在這個很大很大的地方，黃光裕和大哥黃俊欽一起創辦了小小的國美電器店。
兄弟倆常常想起母親小時候給他們講的一個《聖經》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門遠行，臨行前給了自己兩個奴僕每人一塊錢。等到主人回家，第一個僕人報告說：主人啊，你給我的一塊錢，我還沒動，把它埋在地下怕弄丟了。主人聽了大怒：我把錢給你，你卻不拿出來用，你是一個又懶又蠢的惡徒！第二個僕人報告說：主人啊，你給我的一塊錢，我覺得不能把您留下來的東西全吃光了，就找了點小生意做了。主人聽了很高興：你能用一塊錢賺出這麼多錢，而且還不損失家裡原有的財產。於是，主人處罰了那個把錢藏在地下的僕人，卻重獎了用錢生錢的那個僕人，並讓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這個故事讓黃俊欽和黃光裕兄弟倆明白一個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頭上的錢，去賺更多的錢，取得可觀的回報。只有這樣，大家才會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幾年後，他們透過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為了中國首富家族。
血氣方剛的黃光裕發現，北京是他喜歡的城市
1985年10月10日，黃光裕第一次離開小小的鳳壺村，跟著哥哥黃俊欽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來到了3000多公里外的內蒙古。這一天，距離他踏出校門才短短几個月。他必須迅速學會融入社會，適應鳳壺村以外的世界。
黃光裕第一次在內蒙古待了45天，後來在1986年初又去了一次，待了將近1個月。但他顯然不喜歡內蒙古……因為這是一個充斥著義氣、卻缺乏商業規則的地方。“他們不好駁你面子，說些大話，但又做不到承諾的事情，所以是帶著仗義的欺騙。我喜歡說過的話就算話，要有一個交代。”
1986年春節前夕，黃光裕利用回老家探親之機，順道在北京停留，考察這裡的市場。一個寒冷的黃昏，列車把昏頭昏腦的黃光裕丟在了北京站冷漠的站臺上。對於一個17歲的外地窮小子來說，北京是一個冷漠的大都市。擠出車站大門，黃光裕不知何去何從？一個“好心”的三輪車伕湊過來，說能幫他找一個便宜、舒適的旅館。結果轉了好半天，直到天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