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昭姊若華等五人皆預，呼學士。”“帝晚年工詩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詩，詩調清俊。他曾想置“詩博士”，因大臣阻諫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與學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鎮，常賦詩餞行。他的《瀑布聯句》“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顯示出豪邁的氣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詩對白居易的詩歌作了高度評價，表明他對詩人的重視。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是唐詩繁榮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於最高統治者的提倡重視外，唐詩的繁榮與教育的普及繁榮密切相關。唐太宗極為重視文教事業，先後令顏師古校定《五經定本》、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作為教材頒行天下。《詩經》被定為科舉取士的“九經”之一。唐文宗下令將《詩經》等十二部經書刻成石經，於開成二年（837年）竣工，總計650252個字，立於長安國子學內，供學生抄錄誦讀，被稱為“開成石經”。《舊唐書》卷十七載：唐文宗開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開成石經”對於儒家典籍的儲存和傳播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學繼續實行分科教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學習內容分《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五個專業。唐代在州、縣等行政區域設立學校。《新唐書…選舉志下》：“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諸館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可見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國以後，一些文人要求重興儒學的呼聲時起時伏，從未停止。儒學的地位較之魏晉南北朝有所提高，卻並沒有獲得統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說，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的書籍。
唐代繼承並完善了隋朝的科舉制度，學校教育體系也進一步完備。唐代科舉以進士、明經兩科最重要，在進士科和明經科的科舉考試中，包括《詩經》在內的儒家經典“九經”是必考內容。在最受社會重視的進士科考試中，詩賦也是主要內容。唐朝的中央官學有國子監領導下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和廣文館等“六學一館”。此外，還有隸屬於門下省的弘文館和隸屬於尚書省的崇玄學。其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學生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國子學有生員三百人，太學有五百人，四門學有一千三百人，入學年齡為十四歲至十九歲。高宗龍朔二年（662），又在東都洛陽設立了一個國子監，與長安國子監合稱“兩監”。國子監長官為國子祭酒，下設司業為副，及丞、主簿、錄事。諸學有博士、助教、典學、直講等學官，掌教學。唐代前期，進士及第者大多由兩監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捨中也有意偏重生徒，當時進士如不由兩監出身則深以為恥。安史之亂後，由於政治混亂及財政困難，學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員不及舊時三分之一，太學、四門學的入學資格只好降低，生徒在應科舉者中的比例亦大為減少。
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舉制度的關鍵人物。唐太宗進一步擴大科舉考試範圍，常設考試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等十多種，考試的體制更加健全。貞觀年間，每年參加進士科考試的舉子達上千人，錄取很嚴，錄取率僅百分之一二，進士的第一名稱為狀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說：“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寫詩道：“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武則天也大力提倡科舉，曾將應試舉子集中在洛陽宮殿裡親自出題，主持面試，開創了殿試之先河；她還設立了武舉科目。在武則天當政時期，科舉應試者多達上萬人。唐玄宗時，將詩賦定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他曾經在長安和洛陽八次親自主持科舉面試。開元年間，科舉出身的宰相佔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說：“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進士及第享有很高的榮譽，時稱“登龍門”。新科進士不僅要在長安的曲江參加國宴，還要在大雁塔下題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謠》就反映了當時的盛況：“水國寒消春日長，燕鶯催促花枝忙。風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後》則寫盡了舉子一朝及第後的喜悅心情：“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激發了士人讀書的積極性，促進了文學的發展。尤其是進士科重視詩賦考試，極大地促進了詩歌的繁榮。
詩歌創作的高度繁榮使唐代成為中國古典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