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學業，都有莫大好處，子孫若能守此，為君處事，便可做一個賢明之君，功莫大焉。故此，俺今日召集各位近臣，望能由楊旭、解縉、道衍三位愛卿牽頭，諸位愛卿鼎力相助，編纂一部《文化寶鑑》出來，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易之法！”
夏潯已經不是剛到大明時候的愣頭青了，當然知道這文教之事，在封建時代實際上是最受朝廷重視的事情，奉旨編書，絕不是一件枯燥無聊的事，其利益也絕不僅是名載史冊，而是一項實實在在的政治資本、政治權力。從皇上召集的這幾個人，就可以看出對此事是如何的重視。
眾大臣喜上眉梢，立即紛紛躬身領旨，夏潯隨著眾人行禮如儀，心中只想：“道衍大師學問精深，不但主持《太祖實錄》的編撰，還自撰《道餘錄》，駁斥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南宋朱熹文稿中荒誕不經處共計四十九條，雖是一個出家人，比之當世大儒，才學有過之而無不及。
解縉、楊榮等人都是當朝大學士，博覽群書、才華橫溢，叫他們參與編書，那也是理所應當。說起來，只有我這輔國公，只有一個秀才身份，還是託了那真楊旭之福，若要我去考，根本考不來的，就算我是個真秀才，在道衍、解縉這等才學之士面前，也根本不值一提，何以叫我參與，而且由我牽頭？”
夏潯反覆想想，終於憬悟：“是了，皇上這是一箭雙鵰，叫我參與，既是奪我飛龍之權後的一種安撫和補償，也是借我國公的名份，畢竟較之內閣首輔和僧錄司的官位來，還是我這公爵尊榮一些，皇上要編纂了給子孫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