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它表現的主題有密切關係。
因為它試圖洞察的不是6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在現實際遇中的種種外在困惑，而是他們帶著心理記憶和文化積澱在謀求理想過程中的內在創傷。這種創傷不是用一般故事的因果律可以透徹地表達，它必須在錯位、反抗、理性與非理性的平衡中得以折射。
為了達到這種心靈的真實性，以適應作家對同時代人生存苦難的獨特理解，東西機智地選擇了反諷和詼諧的語流。所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敘事場景是：為了討論父親是否已死亡，母親竟要求我們全家進行舉手表決；當凌辱牛紅梅的寧門牙被槍決，牛紅梅卻用唱歌和朗誦來排遣心中的不快；楊春光為了消除與牛紅梅之間的愛情餘患，竟選擇與妻子進行羽毛球比賽，促成了牛紅梅的流產，而且在流產之後，他還邀請一幫朋友為流掉的孩子開追悼會；金大印依靠馬豔的三封信，竟然真的完成了作為英雄的角色體驗……這些看似乖張的細節，實際上以反諷的方式動搖了生活的絕對性，改變了生存的必然性邏輯，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生活的另一種真實場景。母親要全家人舉手，證明父親的存在與否，是為了更深地表達自己對失去丈夫的恐懼，謀求苦難來臨前的心理支撐，所以當她看到只有牛翠柏站在她一起時，她那傷心的淚水已預示著這個家庭將不可避免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