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差點忘了。我們在中山路牛角巷八十八號附五號。老式的紅磚木樓房。”他在那頭又加了一句，“我姓高。”
仲秋急如星火地趕到牛角巷口，一輛依維柯頭朝外，屁股向內，把巷子塞得滿滿的。車頂上的紅燈還在轉著。肯定是剛才自己主動讓的那輛依維柯，沒想到朝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他只好下車，把摩托車從車身與牆壁的縫隙中推了過去，然後再騎上車，用比腳踏車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前進著。走了不一會兒，巷道里的人越來越多了。他估計快到了。這些人，十有八九是看熱鬧的。人說，兩隻雞打架，市民都要看半天，何況這種事？這些年，他見到的這種情況多了，記者、警察一到，人們七嘴八舌給你說個沒完。他飛腿下車，把車靠在左邊電線杆和牆之間，就朝出事地點跑去。剛跑攏，一個擔架就抬著一條鵝黃色毛巾被蓋著的女人出來了。他只看見那人長長的頭髮垂在擔架外邊。圍著的人群急忙閃開了道。
摩托車在人縫中穿行，那速度還不如大步行走來得快。他在一根靠近一棟二樓一底的穿逗樓房的電杆下停了車，把“羚羊”靠近它。然後健步如飛，拐過一個彎兒，看見人群把一幢四層樓的老式紅磚房圍得嚴嚴密密的。多年的採訪經驗證明，這種事情，不要打聽，人圍得多的地方，就是目的地。他正想向旁邊一個在專注看的婦女打聽點情況，忽聽人群中發出“讓開”、“讓開”的聲音。他朝人群中擠去，同時，伸手進挎包裡開啟了SONY錄音機，從包裡取出了採訪本和簽字筆。圍得密密實實的人群已經自動讓開了一條道，一個擔架從裡面被抬了出來。擔架上面蓋著一條鵝黃色的毛巾被。仲秋趕快閃在一邊，打量著從身邊抬過的擔架上的人。除了一張蒼白的臉和長長的可能是染過的但又不像黃又不黑的頭髮散亂在外面外，其他什麼也看不見。手拿話筒的電臺記者，跟在擔架後面，邊走邊問一個穿白大褂的人。
唉，來遲了。不該聽他說了半天。也是怪自己，猶豫了。肯定是有人又通知了電臺的記者。不過不要緊。和電臺搶時間不是報紙的優勢，要和它比質量，比內容。反正要明天才見報，有的是時間。他關上了錄音機。
隨著擔架的遠去，圍觀看熱鬧的人也很快散了。一些人像送貴賓一樣送擔架去了。也許，他們也想看一看平時在大街上瘋跑的現在停下來的依維柯，看一看它裡面的內容。
等門口還剩下三四個人了，他走到一個正在說話的胖乎乎的中等個子男人面前，問：“同志，我找一個姓高的。”
他停下說話，轉過頭，看著仲秋問：“你是？”
“我是晚報的。”
“啊，仲大記者！我就是。”他向旁邊的人炫耀，“這就是晚報的大記者仲秋。他的文章我篇篇都讀。”隨後埋怨道，“你啷個現在才來嗎？人家電臺的都採訪走了。”
“不要緊，我們慢慢吹。”仲秋又開啟了錄音機。
見到仲秋，老高好像沒有在電話上那麼多話了，抓了抓頭髮，說：“我都說了，沒得啥子說的了。你問他們嘛。”
仲秋沒有回答他，問：“嚴重嗎？”
“醫生說，再晚個七八分鐘，就沒命了。”
“全靠老高的老婆！”旁邊一個婦女接過了話頭。
根據多年來的採訪經驗，仲秋瞭解完外圍材料後，就要直接找當事人了。他看了看錶，決定去先找有關醫生，如果她的身體狀況允許，就去採訪她。
摩托車又在擁擠的公路上穿來穿去地急駛。“都、都、都……”包裡的傳呼機一直叫著。這裡正是事故多發路段，他不敢造次。隔了一會兒，它又叫起來了。等你叫！仲秋仍專心地駕著“羚羊”。
到了造型別致的急救中心大樓下，仲秋才掏出傳呼機看：第一個資訊，是自動傳呼的，一組電話號碼，請回電話；第二個資訊，仍是自動傳呼的，一組手機號碼。這兩個號碼都很熟悉，是誰呢？一時想不起來了。第三個，是人工傳呼的：“旁先生，請回電話。”後面是那組手機號碼。旁先生，哪個旁先生？啊，是龐貲龐先生，傳呼小姐沒搞明白。手機號碼都是他的，對了，第一組號碼是他的辦公室電話。肯定是胖子。他有什麼事，這樣著急地找？
他取出手機，還沒有開。真是沒有記性，常常都忘了開機！他撥打胖子辦公室電話，佔線。撥打他的手機，通了。他問：“你找我？”
胖子像是在對著另一個電話說：“你等一下，我接個電話。你背個死耗子，為什麼不開機？”
“我搞忘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