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無可奉告”。
而在賓館裡，這些記者也不時接到恐嚇電話和不明身份的人的跟蹤。
很多記者退卻了，張花卻不認輸。她去了西照市，要求採訪市長，結果自然可想而知，除了被冷嘲熱諷之外更被人請出了市政府大樓。她又回了魯城，向魯東宣傳部和新聞出版局申訴。省宣傳部一名同志雖然接待了她。但也不過照本宣科講了講省裡市裡都很關注這個案件，一定會將這個案件查個水落石出云云，對於她的採訪要求進行了婉拒。
按理說，事情到這裡也就該告一段落，但張花卻不罷休。她去了北京，去了新聞出版總署，指著記者證上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為持記者證進行採訪的新聞工作者提供一切便利和必要保障，非正當理由下公務人員不得拒絕採訪”問接待她的同志，新聞出版總署派發的記者證到底有沒有法律法規上的保障。
最後是總署署長郭士達親自出面接見了她，也使得輿論引發了一場記者採訪權的討論。其實不管是最新的政府資訊公佈條例也好，一零年郭士達主導的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也好，都是對現階段下新聞採訪保障的點滴推進，也是對未來新聞立法的逐步嘗試。
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央提倡新聞立法的領導也好，郭士達也好，這時候是需要某個契機的，張花只是恰逢其會。
有了郭士達和張花的面對面談話，自然也有了西照市閃電般的破案過程，半個多月，案件就一審終結並舉行了新聞釋出會向媒體詳細介紹了案件詳細經過。
郭士達說起案子來就嘆口氣，說：“好像迷霧重重的案子，其實很簡單嘛，那個村官沒有任何背景，只是個宗族觀念很強的粗人。西照市為什麼捂蓋子，理由很可笑。拆遷嘛，出了問題就敏感，又說大妻倆死得很慘，動手的是好幾名黨員，傳出去社會影響太惡劣。思想簡單、邏輯混亂。”
唐逸沒說話。
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