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有兩個很重要的指標，予權和追責。
予權關乎到權力平衡。
實際上，從秦到唐的近千年，每一次王朝的迭代，新的開國君主都會吸取前朝教訓，進行新一輪的予權。
從秦的丞相，到漢的尚書檯，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都是重新予權的演變。
通俗來說，你不能給到一個官員超出他職責範圍的權力。
而且為了穩定官僚體系，還必須不斷將原本屬於一個人的權力分開，給多個人。
君主時代的權力是上控下，而不是從民眾那裡讓渡過來的。
由於權力只對來源負責，上控下的權力本質是維穩，而不是真的去發展民生。
在古代的這種情況下，上一級有絕對的權力。
這種絕對的權力，對於掠奪資源實在太過便利。
它能一邊把自己裝扮得為萬民請命，一邊透過看起來不得已的明目來為自己賺取私利。
如果被掠奪者中有人有怨言，那就發動另一批人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直到那些有怨言的人全部閉嘴。
古人當然也知道權力不受控帶來的危害，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就是起到監察的作用。
也就是所謂的追責。
追責的這一套體系，在這近千年也有它的演變。
因為監察權本質也是一種權力，是權力就存在著利用它謀取自我的私利。
所以監察權的賦予，和行政權一樣，也在往分散的方向走。
例如漢代的刺史，最開始是監察的官員。
到了唐朝，御史大夫已經只是榮譽頭銜。
監察衙門有御史臺，御史臺還有臺院、殿院、察院。
另外官員犯事，刑部和大理寺都會參與進來。
而且還會定期派遣監察御史巡防全國各道。
總體來說，在大唐，予權和監察已經非常成熟。
但即便如此完善的體制，依然有它巨大的漏洞，這個漏洞就是追責的失靈。
追責為什麼會失靈？
追責的上一步就是監察，監察的主力還是官員。
在古代，官員的利益在某種上是相通的。
例如一個監察的官員，以後可以進入行政體系，甚至成為宰相。
既然如此，那他在監察的時候，怎麼敢把行政官員上下得罪一遍呢？
所以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走監察的流程，做該做的樣子，最後找幾個不痛不癢的來背鍋。
這就是古代這套成熟體制下，最大的漏洞。
靠官員監察官員，當然可行。
但如果只靠官員監察官員，那肯定不行。
只靠官員監察官員，會漏掉監察最關鍵的一步：追責。
李倓的這套民意調查機制，是在監察中加入了一個新的群體，這個群體不屬於官僚，而是那些沒有社會地位和資源的廣大民眾。
等同於給了民眾一部分監察權，進一步演化成一定的人事左右權。
既然權力只對來源負責，那在這套新的機制下，官員的權力不僅僅來源於上面，還被民意所影響，他們自然必須對上和下都負責。
好了，這就是這些官員想掀桌子的主要原因。
我對上負責沒問題，畢竟把上面安排好了，我以後可以高升。
但你要我對下面那些賤民負責？
拿我當什麼了！
而且這個機制最讓一些官員暴走的是，它的追責能力非常強。
它的追責能力為什麼比過去的官員監察官員強？
過去的官員監察官員，資訊是從監察御史這裡傳輸到京師，監察御史只有一個人或者幾個人。
這樣的資訊傳遞，很容易被中間別有用心的人潤色。
資訊都變了，京師如何做出正確的處理呢？
到時候朝堂上一群人和稀泥。
如何追責？
可現在不同，資訊取樣廣泛，且粗暴簡單。
例如王鑄這件事，甩鍋給縣令，卻因為資訊來源過廣，他自己已經無法脫離責任。
至於之前這些刺史，以及京官們說制度不合理，只不過是推卸責任最後的垂死掙扎。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更加完善且具備威懾力的監察體系，一定具備以下幾點：
一、多方參與提供資訊，這裡的多方一定是不同群體。
二、資訊取樣要廣泛，廣泛具備普世